内容提要：湘军和淮军是晚清时期相继而起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并共同开辟近代军事体制变革和洋务运动的先河，但因其内在军系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其在历史际遇上的巨大差异。

　　 湘军人物，多爱惜羽毛的节操之士，淮军之英，多人情练达的功名之流。湘军人才结构以儒生为主体，受理学文化浸淫至深，在军政方面有更大作为，也较好地保障了其军队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并于甲午之后投身政治文化改革，以救亡为鹄的，形成新的湖湘经世派。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因放弃了军政管理中的理学原则，很快走上了衰败之路，其中原委令人深思。甲午湘淮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国家体制和军队形态都存在极大的代际差，将中国暌隔于现代国家、现代战争之外。

　　 同时，甲午之败还存在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咸同以后，以理学文化为核心，明耻教战的军系文化已经衰落。

　　 关键词：湘军集团；淮军集团；理学文化；明耻教战；

　　 

　　 湘军和淮军是晚清相继而起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两者均以军功起家，在相当时期内担当了国防军的重任，并共同开辟近代军事体制变革和洋务运动的先河，但因其内在军系文化取向不同，导致在历史际遇上的巨大差异，其中原委，令人深思。

　　 曾国藩立淮军之初，即强调招两淮之勇而约束以湘军营制。“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严其禁约，宽其期限，若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

　　 曾国藩不仅在人才上引湘入淮，且教以湘军战法。“其初期由湘军，故营制、饷糈皆同，将俾间用楚皖人。……要之，朴诚敢战，以效命疆场为荣，退缩畏死为羞，募则来，遣则去，则湘淮军无二致也。”但由于军系文化的不同，两者后期呈现出明显“同源异流”的发展趋向。

　　 

一、湘淮军价值取向的差异

 

　　 价值文化取向差异，是湘淮军集团在修身军事行政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集体倾向性差异。其首脑人物的知识兴趣及价值取向无疑起到了强烈的导向作用。

　　 （一）人才结构的差异

　　 湘淮军集团有着不同的人才结构和培育机制。湘军集团的经世规模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淮军则主要趋向于军事、洋务等事功领域。湘军人才结构，有不同口径的统计结果。但毫无疑问，儒生占有绝对压倒性优势。

　　 《清史·湘军》丛刊所列湘军人物表格共收录湘军人物923人，其中统帅6人，战区主帅17人，统领120人，分统186人，营官234人，重要幕僚152人，军中任职身份不明者208人。经统计，出身士人及有文武科举功名者，统帅6人，占100%，战区主帅14人，占82.4%。

　　 统领中纯儒生（不含武举）出身的40人，占总数三分之一，分统中纯儒生39人，占查明出身的83人中的46.98%，营官中纯儒生36人，占查明出身总数73人中的49.3%；幕僚中出身可查者纯儒生111人，占总人数的73%；任职不详者中纯儒生12人，占查明出身总数25人中的48%。

　　 王尔敏《淮军志》对淮军中官至提镇与道员以上或各营创始人共432人列表统计，在出身可考的221人中，有科举功名的仅19人，占8.5%，其余均为武科、行伍、世职、军功等。

　　 淮军11名高级将领中，有科名者仅5人，余均为平民、行伍、防军、世职、武将及降将。可以说，书生领军的格局至淮军时已有较大改变。对这一人才结构缺陷，曾国藩在淮军建立之初就表示了担忧。他在致朋友信中说：“惟淮军统帅之才尚嫌其少，恐难收拾全局。”

　　 （二）理学修养的差异

　　 湘淮军集团在文化价值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对理学的态度和学术修养方面。湘军人物普遍地追求“有名将之功，而又有名儒之德”，多将理学价值置于功利价值之上。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多数首领人物仅为经世权变之士，对理学思想没有上升到指导思想和信仰的高度。

　　 湘军人物受湖湘学术侵染，崇礼尚志，毕生不懈。曾国藩为晚清理学大家，以克己之学克敌，其一生践履，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的事业领袖，且无愧于精神领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上，“公独兼之。”

　　 在他的周围汇聚起一大批湖湘理学经世之士：罗泽南“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罗氏门人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均以理学相尚；胡林翼以一纨绔公子转而服膺理学；左宗棠虽少以理学相标榜，但立身行事，不脱理学范围；刘蓉“幼承庭训，颇知礼义之归。壮游四方，雅以志操相尚。砥名励节垂四十年”。

　　 湘系经世派人物理学理想浃髓沦肌，既是意识形态，又是行为方式，更是经世的目的与意义，为经世之路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李鸿章早年在曾国藩幕，即能以奇谋受重于曾、胡，表现出善于权变的特点。李鸿章亦自言：“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

　　 相比于湘军人物以格致之法对事物审度考量，李鸿章对于洋务等的把握基本上还是经验主义的。作为曾国藩政治遗产继承人，李鸿章主要看重曾学中经世和权变的一面，其理学核心思想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淮系军队和幕府中，始终突出的是功用性。缺失了文化“压仓石”的淮系，在施政治军之中，每每为所见的利益所挠，看不到利益背后的利害关系，远未能达到“利不足以动其心，阿谀谄附不足介其意”的人格境界。

　　 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三）修身自持的差异

　　 湘军人物留给历史的财富，不仅在“中兴”的赫赫事功，更在于励精图治，刻励自警的人格精神。如吕思勉先生所论：“理学家之学，于理求其至明，于行求其无歉。然二者又非二事，明理者，所以定立身之趋向；立身者，所以完明理之功用也。……治身之理，即治事之理也。”

　　 曾国藩“一生为学，以有恒为功课，以不欺为宗旨，以勤俭为根基。”在长期理学修持下，融合了传统儒道黄老之学，逐渐形成儒学践履家历经沧桑、参破名利，看淡成败之后的浑厚气象。

　　 时人评论曾国藩“尚儒，喜引经决事，后颇采黄老术以清静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谋能断，应事如流水。”“数十年如一日。居身朴素，治家勤俭，自居官后，亦未尝置田庐。夫人子妇，不废纺织。”

　　 湘军理学人物对理学义理真心信从，言行一致，甘于处穷，不为苟且之事。曾国藩“在营十余年，廉俸所入，别立银钱所，委员司之。凡出入皆经其手，内室不留一钱。”“凡署中食用及馈遗亲戚故旧，皆取诸廉俸。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

　　 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当时实际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政军资源的湘军人物中，以清廉著称者历历可数。如胡林翼自任职仕贵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左宗棠受命西征，“先后十有三年，总计支出之数，约逾一万万二千万有奇。而宗棠家财，自帮办曾国藩军务讫于薨，二十余年，不及三万金。其在军中，每岁寄归宁家者，二百金而已。”

　　 彭玉麟 “无家室田产，友人劝置，以为防老计，敬谢之。”郭嵩焘“常刻苦自厉，衣服饮食不敢逾量。”刘蓉任官四川布政使，每岁却节寿陋规五万金，曰：“吾不能取非义以肥吾家。”

　　 刘长佑“无姬妾之奉，无玩好之娱。……廉奉之外，绝不苟取丝毫。”刘典“所得禄赐，辄以恤战士，助公家急。”湘军多数军政大员，确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学的根本原则。

　　 与其说晚清理学是一种自苦处穷的哲学，不如说更是一种引导如何对正确待权力，对待财富，从而将文化理想、国计民生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合理调剂自身欲望与客观物质条件冲突，以达到个人道德心性提升的安身立命之学。

　　 它对于当时剥极才复、百物萧条、人伦离乱的社会和生产关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保护和的恢复作用。

　　 容闳比较曾、李二人指出，李鸿章身后“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美籍顾问科士达评价李鸿章：“从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或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看，他都是不够格的，……在他为官的生涯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濮兰德在批评李鸿章“处理国内事务时的贪污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同时，却对李“在公务生活中的两个主要对手——久经磨练的军人左宗棠和南京总督刘坤一”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都是少有的正直诚实的人，虽官居高位但两袖清风。”

　　 

二、湘淮军军系文化的不同表现

　　 

　　 湘淮军因人才结构、价值取向等原因，在军系文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以此“暗分气类”。

　　 （一）“以义动”与“以利动”的区别

　　 政治目标上的差异，根源仍植根于文化。这一差异是价值层面的，它决定了两个看似有着相同目标的集团，其经世的驱动力却截然不同。

　　 湘军集团可以说是传统儒家文化在政治军事领域一次最接近成功的实践，其治军行政，深层次的驱动力在于对儒学文化“理”与“义”的认同和践履；而淮军集团虽脱胎于湘军，但因其领袖人物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偏移，逐渐脱去儒学道德法则制约，自然更看重利益的权衡和得失的考量。

　　 这一文化观念的差别，也最终决定了湘淮军不同的政治军事表现，对其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湘军人物，多爱惜羽毛的节操之士，淮军之英，多人情练达的功名之流。

　　 淮军代湘而起，在经历短暂的繁盛之后，却因失去文化格局导致其迅速向旧官僚、旧军队靠拢，失去了其创建之初的胆识朝气。一支以利益驱动为主的军队必然导致真正的“军阀化”、腐朽化。

　　 彭玉麟言：“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而在士大夫进无礼，退无义。”尚廉尚勇，转移风俗，是湘军军系文化的重要特征。湘军近四十年历史，多数精英人物都能刻励自警，临财不苟，廉介自持，善始慎终，军队也始终尊上知礼。

　　 曾、胡、左等虽自持甚严，却待人以宽，湘军将领中亦不乏因战乱致富者，“自提督、总兵以下，家资至巨万者，未可以指屈。”相对于湘军而言，淮军中更颇乏廉介自持之士。英人濮兰德曾记录御史安维峻“奏李鸿章平日挟外洋自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离心离德。”

　　 （二）以礼治军与独重乡谊的区别

　　 湘军以礼治军，明耻教战，较好地调和了内部关系。虽然看重地缘乡谊，但从整体籍贯构成看，地缘只是维系军队的必要手段之一。

　　 湘军既以本省人为主体，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并不完全排斥其他籍贯人员。军中骁将及幕中文士，亦广为招徕外省人才。曾国藩选拔军政人才，首重德操能力。作为理学的大本营，湘军一再强调君子小人之辨：曾国藩等治军一本于礼，不重逢迎之事。

　　 他强调“若有本领，办事好，虽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压下去；若无本领，办事不好，虽父亲做上司，也不能抬起来。”在对待戚友乡党方面，湘军人物亦有足多者。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少假借。”

　　 湘军人物每能克己奉公，以人格力量约束士卒。在理学思想熏陶和礼制军法约束之下，湘军内外揖和，严而有恩，同仇敌忾，迸发出极强的持久战斗力。

　　 淮军早年也出现过曾隶湘军的杨鼎勋等廉明之将。然而，淮军后期基本抛弃湘军以礼治军的传统，视武人为功利之徒，治军方针出现了严重偏斜。淮军内部亦难如湘军和洽，甚至出现争权夺利的情形。

　　 同时，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更是无原则地惟乡谊至上。“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自谓……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以致于老部属刘铭传“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

　　 （三）严于约束与习气渐深的区别

　　 湘军多数人物在对待战火中的平民，有感同身受之情，故军纪约束较严，亦尽其所能对百姓进行救助。

　　 湘军整肃军队，自选将招勇始。“拣放哨官、队长务要再三审查。凡属奸猾、轻佻、纵肆、疲老、怠惰及吸食洋烟，曾入哥弟会，好造谣等项人，自应弃之不用。”

　　 淮军所部树字五营驻防无为，军纪甚至比不上太平军降军韦志俊部。曾国藩因而告诫李鸿章：“韦部向颇骚扰，而树营物论反出其下，甚失鄙人属望淮勇之初心。”

　　 李鸿章在选将招勇方面，几乎摒弃了湘军严格审核的做法，大量招入盐枭、民团甚至投效的土匪，也并未真正整顿军纪，表现出迅速“绿营化”的特征。

　　 李鸿章后期在洋务和编练新军等方面的骄人成绩，因其无视军系文化建设和军队管理而几乎销抵殆尽，也预示着其单纯从器物层面入手的军队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濮兰德深刻评述：“在那些外貌堂皇的舰队和配有现代化装备的要塞的背后，那个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官僚体系在新机会的鼓舞下又一次繁盛起来……他的陆海军建设体制仍然受制于传统的裙带关系和盗用公款”。

　　 （四）诚朴耐苦与骄奢无度的区别

　　 湘军将领多朴鲁而少文法，无官气。如水师统领黄冀升至沪，寓沪诸绅迎候，其“帕首短衣行，縢草履箕，坐船首，视兵士理权。”诸绅感叹：“此湘军水师之所以胜于他水师也。”

　　 作为非国家经制军的湘勇，往往得不到及时充足的粮饷，转战南北，尤为穷苦，但在军纪维持方面，湘军仍要明显强于淮军。老湘军早在王錱时期，“各勇有三日不得粒食者，亦毫无怨言，不敢丝毫骚扰民家。”

　　 在战争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自剿捻之后，即不愿西进甘陕瘠贫之区。左宗棠吸取曾国藩剿捻指挥不灵的教训，亦不肯调用淮军。

　　 （五）分权任事与制驭羁縻的区别

　　 湘军在管理原则上十分重视分权，有利于下属更好地发抒历练。这与曾国藩、胡林翼等领军人物的胸襟有极大关系。

　　 同时，曾国藩等立足于为国储才和“干大事须多找替手”的原则，对真正有才识能力者不惜创造条件，竭力举荐，甚至不惧下属地位超越自己，这在等级观念分明的封建官场中殊称罕见。

　　 如曾国藩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对左宗棠付给浙江全权，不为遥制；对曾经在祁门遇险不能同患难的李鸿章，亦从惜才的角度重新收纳。

　　 曾国藩曾劝诫李鸿章：“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诸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明确表达了对淮系集团缺乏人才远略的不满和担心。

　　 从湘淮集团的人才格局来看，湘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奇观”。据王继平先生统计，“湘军将领官至督抚的达27人（其中总督13人，巡抚14人），而淮军将领中做到督抚的只有4人（张树声、刘秉章、刘铭传、潘鼎新）。

　　 

三、湘淮军历史际遇的区别

　　 

　　 同治初至甲午之役前，淮军之盛，较湘军大有凌而驾之之势。一是军队人数众多。“合淮阳、太湖两水师，水陆增至一百四十营。”后期如北洋水师的建立，成为淮军军系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二是兵种齐全，军饷充足，装备精良。

　　 三是广布要害之区。因直隶总督曾国藩荐李鸿章自代，淮军始随同北上，卫戍京畿重地。北洋水师成军后，淮系势力控制了整个渤海地区和北中国外洋，成为京师屏障。

　　 四是在政治、舆论上受到更多瞩目。即使在湘军已经西征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朝臣督抚认为底定甘陕，非淮军莫属。如陕西巡抚乔松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宋晋皆持此议。

　　 内战基本平息后，湘淮军作为事实上的国防军，先后经历了收复新疆之役、中法之役和中日甲午战争。应该说，在外交国防策略方面，隐忍待机，徐图自强，曾、李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李鸿章对外夷“羁縻为上”的避战政策，与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影响也有莫大之关系。

　　 但在具体对外战争决策、战略支援和战斗表现方面，两者的却有重要区别。

　　 曾国藩早期持暂弃关外之议，但一旦左宗棠一身担当，即全力支持。其言：“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

　　 李鸿章等则多从集团利益角度考量军事问题。淮军军纪松弛，骄奢淫逸，在战时造成了严重恶果。1883年中法之战，驻越北淮军“日夜酗酒，夺民间妹崽，恣为荒淫，不恤军事。部下益相习，无纪律，越南人怨之刺骨。”

　　 在法军进攻之下，“该军弁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粮饷概以资敌。”为挽救战局，清廷不得不任命73岁的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调湘军宿将王德榜、苏元春、方友升等赴广西、越南备防。

　　 彭玉麟奉命往办广东防务，单骑即行，杨岳斌冒险乘渔船渡海赴台湾指挥防守。中法战争中，驻台湘军“全恃士卒肉薄相拼，虽枪砲如雨，士气毫无畏避”。镇南关陆战中，除冯子才身先士卒，指挥得当外，湘军将领宁裕明、王德榜等皆身先前敌，立下汗马功劳。

　　 甲午之战是清日两国“国运相赌”的一场战争。此战淮、湘军先后败溃，不敌日本陆军近代化师团。然而其中表现及致败主观原因又各有不同，概论之，一失在“腐”，一失于“骄”。

　　 淮军因腐致败。淮军所部在战场上虽非完全乏善可陈，但总体上败逃成风。淮军统将“承平日久，务为富豪。子女、玉帛充斥后庭。……其不肯复冒矢石、躬当万敌也明矣。”军中“百方克扣，求饱私囊，兵未交绥，逃者如蝟。”

　　 《申报》论曰：“从前旅顺各城并未交战，皆淮军弃城与敌。后有伤亡者，验之皆背面伤痕，其明证也。”日军在朝鲜“缴获清军战利品中混有娼妓服装，将军游妓下卒仿之，战时争相逃跑，皆为弱兵，在市井成为报刊盛行之笑料。”

　　 “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的海防阵地被日军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无情的数字鞭挞了近代清国军队的素质。”淮军大量临阵逃亡，令李鸿章尴尬愤极，他致电淮军将领：“汝等稍有天良，需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只是这种思想训令对于已经处于被碾压的战场局势来说，来得太晚了。

　　 湘军因骄致败。清廷以淮军溃败，故厚积湘军兵力。湘军战败，首在轻敌轻进。海城之战。李光久击败日军前哨，“由是轻日人，以为易与。”文人出身的湖南巡抚吴大澄盲目乐观，主动请缨，并作招降檄文，军前立免死旗，等待日军投降。

　　 1895年3月牛庄之役战，湘军由新疆长途奔袭，贸然轻进，敌强我弱，是导致战斗失败的重要原因。牛庄战败，导致在全国上下“望湘军若岁”的情况下，湘淮军又在六天之内连失牛庄、营口、田台庄等。湘军失败亦归因于湖南本土沾染绿营习气，训练废弛。吴大澄新招募湘军就明显缺乏训练和战场经验。

　　 牛庄之战，据日方记载，日军共死亡72人，负伤317人，仅次于1894年平壤战役的死亡190人，负伤498人。此外，1894年12月朝鲜缸瓦寨战役死亡69人，负伤339人，1895年1月凤林集—百尺崕战役死亡64人，负伤152人，均为日军伤亡人数较多的战役。

　　 而牛庄之役日清参战兵力比为11595:5000，上述其他三次战役，双方参战兵员比分别为11537：15000，3902：9200，17247：8000。日军伤亡人数存在人为缩小的可能性，但湘军在劣势兵力情况下，造成与日军最大的伤亡比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四、湘淮军失败的军事文化探析

　　 

　　 甲午湘淮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国家体制和军队形态都存在极大的代际差，将中国暌隔于现代国家、现代战争之外。同时，甲午之败还存在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咸同以后，以理学文化为核心，明耻教战的军系文化已经衰落。

　　 湘军方面，注重理学修养，文武兼备的干才已经凋零，后继乏人，充分说明其在和平时期军事人才选育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曾左时期的湘军之所以所向有功，也并非一味单纯强调思想教育，而是明耻教战与格致之功并重，对器械、地形、阵法、战法都有深入研究。

　　 而湘淮军都未能发挥老湘军察己料敌，因势制敌、灵活变化的传统，一味株守旧法。湘军恃功而骄，无视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洋操、火器等有排斥心态，将校均未受过近代军事教育。士兵战技训练也相对粗糙。

　　 清军中，尤其是在有意忽视理学思想的淮军中，怯弱与腐化的程度更高。罗尔纲评论，淮军重技术教育而没有军人的精神教育，是淮军失败的原因中尤为重要的一个。

　　 淮军建军之初，就忽视军系文化建设，单纯强调军事技术和勇武作风，而缺乏凝聚队伍的价值观念。因军队文化变异，败不相救、骄奢佚惰、克扣军饷等绿营旧军积习又广泛蔓延开来。

　　 甲午战败对于湘淮经世集团产生了不同影响。甲午之战，创深痛巨，以铁的事实，无情地检验了军制改革和洋务运动数十年的得失成败，也终结了具有过渡性的晚清勇营制。

　　 对于甲午战争的反思和应对，湘淮军集团仍从不同的层面和路径入手。两者因军系文化侧重点的不同，在发展上始终各自表现出某种历史延续性。

　　 淮军经世集团主要从军制改革和技术层面入手，他们积极参与和主导了新建陆军计划，以德、日为模板组建近代化新军，引入绘图、测量、水陆工程等军事技术，建立火炮、工兵部队，推动了中国军队从勇营时代向北洋时代的转变。

　　 同时，也有针对性地重视军人尚武精神和忠义思想灌输。北洋新军也把“励忠义、敬长官、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卫良民、怀国耻、惜军械、崇笃实、知羞恶”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内容。

　　 然而，湘军以儒家理学思想为主导的军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上率下的践履文化，并非仅凭说教灌输所能为者。由于淮系经世派的历史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违背自身的利益法则。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近代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作为湘系经世集团，痛定思痛，转而把目光投注到政治改革、文化反思层面。湘系经世派在主流上，由过去政治文化思想极度保守，一洗其从前虚骄之气，转而开始接受欧风美雨的侵淫。

　　 谭嗣同曰：“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湘系经世派的这一重要转变，是湖湘理学思想影响下士人的共性抉择，也是其经世重点的一大转移。从此湘系理学经世派，即应称之为新兴湖湘经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