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2001-04-13)

评《东晋门阀政治》
谢一峰

一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二十余年了。祝总斌与胡宝国先生，在《历史研究》与《书品》中，对该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评介 。2009年，“中国文库”丛书编辑委员会再次出版了田氏此书，由此可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之生命力与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的。
田先生此书的核心观点，即是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在他看来，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得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 东晋时代却是一个例外，在永嘉南渡直至刘宋代晋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一变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随着所谓“次等士族”（陈寅恪的概括）的兴起，刘裕等人所建立的南朝政权，最终排斥了门阀政治，从而将中国之政治格局，重新拉回到皇权独尊之状态。这一趋势，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最终得以完成，中国之皇权政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如果从汉晋隋唐近千年的历史演变来看，东晋出现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发展这一历史主流中的一个回旋。这一回旋，固然有其深远之影响，但终究是暂时性的，是必然要重新回归到皇权政治之正统形态当中去的。
可以说，这一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成为了田氏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全书之结构，正是围绕这一“变态”之政治形态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演变、最终又如何消亡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将东晋门阀政治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该书之主要篇幅，即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生命体生老病死之全过程。可以说，对于一本具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而言，要将全书融贯为一密切勾连之整体，乃是颇有难度的。而田氏此书，不仅做到了此点，更通过王、庾、桓、谢、王等士族的代兴，将这一东晋门阀出场、在场、散场之全过程，演绎得如戏剧一般淋漓尽致。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精彩演绎，绝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还要关注“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三把解开东晋门阀政治之门的锁钥——皇帝、士族、流民。在他看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换言之，此三种势力，若能保持其动态平衡，则东晋之门阀政治，即可维持不坠；一旦其失去这种平衡，则门阀政治将面临危机；等到这一平衡无可挽回地被次等士族之兴起所打破之时，门阀政治筵席的“曲终人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二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该书最为显著的几点优长之所在。
无疑，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田书在材料的细密考订与论证之周详方面，是颇为值得称道的。这一点，在书中关于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桓温先世的推测、桓彝事迹杂考等方面，表现得畅快淋漓。例如对于桓氏家族先世的考证，可谓层层推进，全面而系统，充分体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此一结论，的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先生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田氏此文，可谓发千年之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之史料，相较于以后之隋唐，尤其是宋元明清诸朝，乃是较为寡少的。作者在充分爬梳和利用传统史料之同时，也对于《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一类具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材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解读。可以说，对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且多夸张与附会的材料之解读与应用，历来是实证性史学研究中的难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多次十分巧妙地处理了这些材料。如在考索南方士族心态时，田氏便利用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南士道旁偷视、观禊等事的材料。在经过细密之分析与考辨之后，田余庆认为：《世说》所载之事件本身，似乎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这一严谨而又富有洞见之考察史料的方法，不仅大大扩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田氏揭示此一时期的士人心理，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文献参考。
然而，田先生也并非始终“一考到底”。正如胡宝国在其对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言：“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由此似可明晰，田氏此书一首要之优点，即在于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且在考索具体史实之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供利用之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而又不失灵活之分析与诠释，确是一部实证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此外，该书中十分注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我们处理历史问题，尤其是诸如魏晋南北朝这一极端复杂之历史时期的若干史事，依然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此种术语在该书中之应用，可谓比比皆是，这里仅举数例，略加说明：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可以看到，这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在厘清复杂之历史局面与演进过程之时，的确能够起到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与决定性原因之作用。东晋时代，北方与南方、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皇帝与相王、侨姓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各种矛盾冲突，可谓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主次，看清问题之关键所在，的确是要为史料所奴役而茫然无所措，摸不清线索，理不出头绪的。
接下来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该书关于地理形态对政治局势影响的分析。这一分析的重点，集中体现为所谓的上游与下游之争。对于这一问题之背景，田先生作了如是之交代：
所谓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到，王敦与司马氏之争，庾、王江州之争，桓、谢之争抑或司马氏内部的主相之争，无不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上下游之争。可以说，就东晋之地缘政治形态而论：下游靠近中枢，一般代表了中央的势力；上游依托荆州，一般代表了方镇的势力。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甚至皇族内部的主相之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其性质固然不尽相同，其具体形态却总也逃不脱上下游分庭抗礼的格局。对此，田先生从上下游之地理形势、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上游而言，荆州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长江的流向，则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地形优势；而对于下游而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存在，为之提供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与经济支持；而京口重镇之经营与北府兵的存在和发展，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军力保障。可以说，上游、下游，各具优势，这一博弈的焦点，则是处在上下游折冲要地的江州，东晋初期庾、王两方对于江州的争夺，即证明了此点：即谁占据了江州，谁就有可能暂时打破这一动态平衡，赢得一定的主动与先机，成为左右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因此，这一上下游之争夺，固然是东晋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重要一端，却也未能超越隋唐一统之前南北之争的主基调，淝水之战中上下游桓氏与谢氏的密切配合，即是一个典型之例证。
三
现在，让我们以陈寅恪、谷川道雄和内藤湖南为例，再来看看该书同其他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及的，便是陈寅恪。关于陈先生与田先生在治学路数上的殊异，胡宝国在《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
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在笔者看来，除却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殊之外，陈寅恪与田余庆二人对于门阀政治这一具体问题的观察，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是陈氏试图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作一考量，而田氏则更多从政治与军事的范畴中加以定位。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根据陈氏的看法，具有学术文化特征的士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这样的士族也可以称为“文化士族”，因此，他的士族阶级实际上是文化士族阶级。 这种对于文化之强调，在田先生之全书中，是绝少能够觅其踪迹的。田氏作为一代政治史大家，似乎将门阀士族政治之本质属性，界定为其在实体政治中与军事上所具有的权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田书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限制于东晋一朝，而认定南朝与北朝，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这一论证，如果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无疑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陈寅恪的说法成立，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士族之核心在其文化而不单单在其官位之高低，那么，我们对于门阀政治的理解，也就会与田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理解，所谓的门阀政治，就不能仅仅依据其政治军事权力严格限定于东晋一朝，而是应该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历史沿革中去考察了。对此，田先生也是有所承认的，正如他所言：“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因此，陈氏与田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之殊，恐怕更多地是一角度与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必定要分个正误高下不可。
此外还需重点关注的，便是谷川道雄的研究。谷川氏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该书与田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田氏此书，以考证精密、叙述融贯见长，可谓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谷川氏之书，则在进行若干具体考证的同时，包含了一种具有强烈理论预设的结构性思考。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说部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
根据谷川氏的观察：“总体说来，在六朝时期的某些阶段，存在着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这样一种二元关系的状况。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贵族制就是门阀贵族制。门阀贵族制必然导致身份上的闭锁性，同时也削弱了贵族在政治统一上的能力，因此贵族不得不与作为外部存在的王朝权力——常常以军阀政权的形式出现——进行相互补充。……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反映了门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而君权强化又是与门阀社会发生巨大动摇的事实成对应关系的。”
可以说，与田余庆所述之东晋相比，谷川氏所要处理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乃是更为复杂和难于理清的。然而，谷川氏对于这种二元性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十六国政权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等篇章中。可以说，无论是十六国乃至北魏时期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抑或其不称皇帝，而以天王自居的政治行为；还是两魏齐周时期霸府与王都的二元结构，都是与这一二元性认识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田余庆对于东晋时期的考察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诸如中枢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皇权与士族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一二元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原因。
接下来，谷川道雄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二元关系之后的走向，他谈到：“如前所述，这种二元关系以北魏末的内乱为契机逐渐朝一元化方向转化，汉人贵族依靠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政权的一部分即是其体现。” 实际上，东晋末以至南朝的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加以理解。即以刘牢之、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的兴起，最终将司马氏与王、庾、桓、谢等士族共治天下的二元权力格局，置换为以南朝帝王为中心的一元格局，使得南朝政权，在经历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之后，终于又重回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然而，田先生在这里，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思考，他没有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从十六国以至北魏的二元格局联系起来看待。实际上，这一由二元向一元的过渡，既发生于北方（以六镇之乱为其标志），也发生于南方（以刘牢之、孙恩等人的兴起为表征），乃是中国之社会由魏晋时代之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与皇权之二元政治），逐渐演变为隋唐时代之皇权政治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之一。也许，田先生太过谨慎了，这使得他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得出了同谷川氏类似的结论，却未能从全国的维度，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巨幅图景。
当然，在具体的论断上，我们还会发现中日两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之间的一些若合符节之处。谷川道雄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时谈到：“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上述倾向在江南尤其突出，而在北朝，孝文帝以后的北魏王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潮迅猛而至。” 在这一点上，田余庆得出了与之惊人相似的论断，他在论及南朝之后的门阀士族时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这便是“衰至便骄”的道理，当这些门阀士族，已经不能在政治与军事中掌握权力，而不得不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失去了他们所能真正依靠的阶级基础，成为了一个仅仅具有贵族地位的空架子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唐代之后，士族阶层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政治之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据此，我们又衍生出了田氏此书同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理论之一重要分殊之处。内藤之理论，即是后来所谓之“唐宋变革”。在他看来：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可以说，在内藤的分期视野中，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中叶之权力结构，固然存在很大的内在差异，但其核心，乃是一贵族政治鼎盛之时代。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激变，中国之政治，才最终进入了宋代以后皇权独尊的时代。在这一框架下，门阀政治，作为贵族政治之重要一端，也必然不仅属于东晋一朝，而应置于汉季以降直至唐末五代近千年的长时段中去考量了。
陈寅恪的观点与内藤相似，他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可以说，无论内藤还是陈寅恪，都将魏晋隋唐作为一整体，未给与东晋门阀政治以特殊地位。
而依据田氏之论，则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此一朝之制度，乃持续二千余年之专制皇权制度在特殊阶段的变态。如果这样来看，则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就有如中国漫长皇权政治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中国政治由贵族走向皇权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之重要篇章了。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来看看其中一些可商之处。前文中已经提到，该书是以论述与考证见长的实证史学之典型代表。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田余庆先生，似乎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了对于具体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之上，而没有去关注其之所以形成又之所以消亡的所谓“终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胡宝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也提到了田先生自己对此的解释 。可以说，在这点上，田氏并非是没有自觉的，与其说他“不能为”，不如说他“不愿为”更为妥当。
然而，这种对于终极原因之追索固可不必有，我们却是不能将一时代之产生与消亡，仅仅归结为若干偶然性事件的。对此，田余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他在该书的开篇，即为我们作了如下的陈述：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特定”二字，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正如胡宝国所言：
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田氏在此问题上的薄弱之处。纵观全书，其内部结构可谓谨严之至，然而，这一内在之统一却是封闭性的，换言之，其产生与消亡，似乎都是以一个王朝的开端与终结为标志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典政治史视角，然而，为何门阀政治之结构，会在东晋之初开启，又在晋宋之际结束，田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该书中为我们呈现出的这一政权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之巨大历史脉动，充分解释了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演进过程。无论谷川的理论正确与否，他终究是作了尝试的，而田先生在此点上，似乎有些太过谨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长于政治史，也颇有些为传统意义上之政治史所累，而没能为我们从结构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最终，该书成就了一种细节与局部的完美，却陷入了一种结构与整体的迷思。
紧接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对于经典政治史的迷恋，也导致了此书在对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重视程度上的不足。以经济来看，在全书之绝大部分章节里，作者全面梳理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演进之全过程，却于当时门阀社会之经济形态不赞一词。直到全书之末，田先生才用了4页的篇幅（315-318页），为我们简要介绍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种对于经济因素之不重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虑，恐是对前一时期（建国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过分看重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柔和的反动；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之下，这种实证主义回归，对于突破已经显得有些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史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经济之因素，毕竟不是通过几页篇幅的简单阐释，就可以置之一旁的。西方史界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年鉴学派，已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此点。布罗代尔那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经典划分，即将政治史归入了“短时段”。根据布氏的这一理论，事件史虽则“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对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在另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中，布罗代尔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为理解历史，必须一头扎进浪底。 此外，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突破学科畛域的总体史诉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发展，政治史当然是不能例外的，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放在总体史的框架下理解，才能发见其实质。因此，政治史之研究，也就必须同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的宿命，真正找到推动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之所在。
当然，政治史并没有没抛弃，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最新变化，即是所谓“政治史的复归”。可以说，这一学术范式的转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福柯和布迪埃等人的影响：权力运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乔治杜比（G.Duby）所言：“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在赵世瑜看来：“这种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或可称为‘社会政治史’，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这一看法，当今之政治史研究，固然出现了复归的趋势，但其研究方法，却已然为社会史所改造并具有一种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关怀了。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这种政治史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到了权力的运作层面而非权力本身。对于这种趋向，邓小南教授在其《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为例的点滴思考》 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可以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之研究而言，田先生此书，无疑称得上是一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然其由于时代之限，抑或当时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互动之不足，似乎未能具有总体史的关怀，也未曾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在其权力运作层面上之具体方式。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的起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便是此书中对于淝水之战性质的探讨，即“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田氏作了如下的判断：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接下来，田余庆又作了如下的推导：“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
此种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似乎与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基调有些不合。当然，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田先生作此判断，恐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的苦衷。然而，他毕竟给出了答案，这种对于战争性质问题的宏观探讨，令我们重新找到了六七十年代“五朵金花”中若干所谓性质问题论争的影子，历史，果真可以如此简单地定性么？
即便抛开这一定性本身是否具有其意义不论，田氏在该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次南北战争性质的演变纳入一逐步由民族战争为主向统一战争为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转化的基本脉络，似乎亦有罗志田所谓“倒放电影”之嫌。罗氏此说，即“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应该看到，田余庆之判断，乃是建立在已经知晓淝水、瓜步之战失败而隋灭陈之战胜利的结果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后设的判断，时人未必作如是观。例如苻坚，其虽为氐人之首领，却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根据谷川道雄的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依据中国古来的政治道德，而这与他热心于振兴儒学又是密不可分的。他建立学官，让公卿以下的子孙学习，此外，还率领皇太子及朝臣的长子行释奠之礼。不单如此，还命令军队将士、后宫随从皆修儒学。尤其是在后宫，不论阉人或是女隶，凡有聪慧者，都授其经学。”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考量，前秦之统治者，在与东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乃是极端重视和急切的。这，很可能便是苻坚在经济、军事诸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汲汲于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仅仅依据战争的结果而将淝水之战定性为民族战争成分较多、统一战争成分较少，而将明显是两个族群之争的元灭宋、清灭明之战争视作统一战争，显有倒果为因、倒放电影之虞。实际上，所谓的“统一战争”，主要应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而“民族战争”，则体现了交战双方的民族（种族）属性（实际上，此一概念应与族群内部战争，如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应）。这两个概念，似乎原本就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是不能纠集一处，强作一非此即彼或由此到彼的的判断的。更何况，田先生虽然强调了客观历史进程之复杂性，却仍然将这一变化修剪得过于齐整了，根据罗志田的看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的确，当我们将历史的花园修剪得过于齐整的时候，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刀一剪之中，越发离我们远去了。
（2010/12/5）

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祝总斌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所以二者互不排斥。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
　　而本书则不同。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其了 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自然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问题。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王敦第一次起兵，反对晋元帝伸张皇权，涉及的是能否维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问题，侨姓士族包括王导及部分南方士族全都支持，所以胜利了。这便是联合的作用。王敦第二次起兵，由于矛盾已转化为是否还要维持“祭则司马”的局面，涉及士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遭到门阀士族包括王导的一致反对，所以失败了。这便是牵制的作用。“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第343页）。其后，晋明帝重用宗室诸王及外戚，希冀复振皇权终成泡影；庾亮居上游荆州思废王导，压倒其他士族，独揽大权亦遭挫败，门阀士族采用的就是上述手段。淝水战后，“皇权有振兴之势”（第263页），其原因除了门阀士族腐朽不堪外，也由于他们不能坚持联合以抵制皇权的伸张。
　　（三）牢牢掌握军权——士族专兵
　　这是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政权模式的实力基础，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之一”（第213页）。主要表现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最早专兵的是王敦。后来相继主要为陶侃、温峤、庾亮、庾翼、王允之、庾冰、桓温、桓冲、殷仲堪、桓玄等。除陶侃门第有些特殊外，其余无不为门阀士族。等到桓玄失败，江州、荆州先后落入次等士族刘裕手中，门阀政治就接近尾声。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京口重镇的形成为时略晚，最早经营者为郗鉴。他在王导支持下吸引流民，利用流民帅建立京口重镇，控制三吴，箝制上游，拱卫建康。继郗鉴镇京口者，很长时期内也无不为门阀士族。及至东晋末年京口、广陵军权先后为次等士族刘牢之、刘裕所夺；就和失去上游军权一样，门阀政治不久了也就划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强调，士族心兵控制上下游，以及与有兵的流民帅又联合又斗争（第138页），其目的与作用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上游诸州的“楚江恒战，方城对敌”，只出现于东晋初年短暂时期，后来便主要转化为“居上制下”的形势（第115页）。至于京口重镇从开始经营其职能便“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第96页）。甚至为世所注视的多次北伐，“动机虽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第132页）。“专兵”对维护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可体现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否则就不能体现“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士族门阀政治的总特点。
三
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
　　例一：第199页称，陈郡谢鲲过江后，死葬建康城南“冢墓相亚，不可识别”的石子冈。这条材料，仅讲葬地，看似平常，却使在十分得视择地为茔的东晋社会里陈郡谢氏乃“新出门户”之说，多了一条有力旁证。第226页引《尚书故实》记谢安死后，“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这条材料，仅讲墓石，一般也不会被人留意，而作者用在此处，巧妙地反映了淝水战后谢安深受皇权压抑的困难处境。第141页发现《世说新语·人名谱》等书所列谯国龙亢桓氏，由东汉桓荣至东晋桓彝、桓温世系，十世中独缺第六世名讳，经过旁征博引，推定其人为死于曹爽嘉平之狱，为司马氏所诛的大司农桓范，从而为谯国桓氏管尽源出东汉高层世家大族，在司马氏晋代却不为时人所重，找到合理的解释。上述几条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
　　例二：“王与马，共天下”，这是治东晋史所津津乐道的史料。但如进一步深究，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大士族与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这个问题过去似乎无人留意。而本书却提出并由此展开对有关史料、细节的考证、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1.晋元帝司马睿原为琅邪王，自其祖父起就与国内望族琅邪王氏交好、联姻，相互利用。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基础。2.西晋末东海王越与琅邪王衍在洛阳的政治结合，派生出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结合。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3.在琅邪王氏策划、推动下，经东海王越委派，司马睿南渡长江，进而建立东晋，这才正式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通过以上三点，便找到了门阀政治为何会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的历史渊源，同时后来东晋历史上某些问题或细节，如“不与刘、石通使”，或太原王氏中的王承一支为何显于江左（第259页）等，也可不同程度也由此得到解释。
　　例三：对高平郗鉴生平事绩的探讨，古今史家多不注重。王夫之虽说了一句“东晋大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第73页），然无具体分析。本书钩沈索隐，弄清了治晋史者多未留意的一些问题。郗鉴乃流民帅身分，但又“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士族政治之中”（第49页）。其第一功是与晋明帝密谋征流民帅入援京师，讨伐王敦；第二功是与庾亮一起，反对和劝阻陶侃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三功是反对瘐亮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四功是经营重镇京口。并通过一系列考证，论述了京口在稳定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郗鉴多次促成各种势力由不平衡达到“平衡”，本书评价说：“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第42页）。这一结论，由于考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微观方面的许多努力，并不是主要目的。以郗鉴为例，作者通过史料考证、细节处理，从动态角度爬罗剔抉出郗鉴一项又一项功绩 ，主要目的是通过郗鉴这种作用，加上用同样方法探讨出的其他士族类似作用，概括了门阀政治中士族之间又联合又牵制，以维持各种势力平衡的特点，进而体现出“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这一总特点，最后上升到门阀政治乃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及皇权政治乃“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的理论高度。
　　当然，任何优秀著作也不无可商榷之处。
　　本书第6页陈亮念奴娇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而将“门户私计”的政治限定于东晋，这当然是创见。但是，我们今天来理解“门户私计”，恐怕只应从总的趋势、规律上把握，至于具体事件、人物，则未必毫无例外。
　　试以庾、王江州之争为例。
　　咸和四年（329），庾亮以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自请出镇芜湖。第114页说他“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第119页分析了军事、地理形势后又说，这时“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合观之，似乎表明庾亮这次自请出镇，“门户私计”极深。可是这里也存在疑点。1.如庾亮动机确实如此，那么他首先不能不考虑当时晋成帝只有8岁，出镇后把他全交给王导，如果王导假成帝之名压制自己，岂不十分被动？其次他还得考虑出镇芜湖究竟有多少军事上、地理上优势可言？当时下游京口有郗鉴，上游荆州有陶侃，江州有温峤。郗鉴与王导交好，陶侃与自己积怨颇深，温峤虽“钦重”自己，然素“忠诚”顶多守中立，而豫州兵力又不强，王导还有执政朝廷的优势，衡量全局，尽管芜湖密迩建康，要说出兵指向建康，又谈何容易，又如何能将王导“困死”。2.说庾亮居芜湖而“掌握朝权”，似乏依据。因《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指的是咸和九年陶侃死去，庾亮取得荆州、江州，镇守武昌以后的事。当时庾亮实力大增，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已被时间冲淡，加上外戚身分，这才略备居上制下，控制朝政，放心黜王导的条件。而在咸和四年，庾亮刚刚上书表示“求外镇自效”，岂能转瞬间即食言，又干预朝政？果如此，便和出入玄儒家风，“风格峻整”的评价相距太远了。
　　由于上述疑点难以解释，所以似乎也有这种可能，即庾亮从整个一生看，固是“只成门户私计”，但具体到咸和四年则有例外。即他的“欲遁逃山海”或“求外镇自效”，的确出于内心惭悔以及舆论压力，而与庾、王之争“门户私计”没有多大关系。本书第106-109页称颍川庾氏本儒学士族，由儒入玄是稍晚的事。所以庾亮“具有玄学表现与儒学内涵”的个人素质。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由于种种因素，在个别时期儒家君臣名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将门户之争暂时淡化，似乎也是可能的。至于他欲起兵废王导，那是七八年以后的事。咸和四年出镇时不一定存在这个念头。这说明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偶然性，不必非要从必然性的角度去考虑。

重读《东晋门阀政治》
陈圣荣

一、    此书之地位
有人说田余庆此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部史学名著，有人说它某些章节研究已超过陈寅恪，有的历史老前辈对它爱不释手，晚上看不完睡不着觉。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读的时候，晚上也睡不着。不是因为爱不释手，而是因为书中精密的考证、严密的逻辑、力透纸背的分析冲击着大脑，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古代知识分子有以读《通鉴》为日课的传统，像《东晋门阀政治》这么好的书，如果放在案头经常翻翻，想必收获很大。
近代史学研究大体上分三大区块，分别是政治军事史、社会经济史与思想文化史。欧美早期学者擅长社会经济史，当代学者侧重社会文化史；日本学者在三方面俱佳；中国则一直以政治军事史为主流。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都侧重于此。古人在此领域的研究人才辈出，今人要有所突破十分困难。《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偏重政治史，能在史学界获得极高声誉，可见分量之重。
二、    此书之特点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内容简介如下：此书核心从题目中可一语道破，包含两层意思：1、特征是门阀政治；2、时间是东晋时期。作者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关于门阀政治存在时间，作者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产生及维持与皇权、士族及流民三股势力相关，当“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当任何一股势力壮大到足以压倒其他势力时，门阀政治将被皇权政治替代。整本书都是从三股势力兴衰来论证门阀政治。等到流民势力压倒其他势力后，刘宋政权出现于历史，这本书也就写完。其特点如下：
（一）宏观的历史认识与微观的史料分析考证相结合。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定，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我曾想如果以《东晋政治史》命名此书可涵盖范围更广，可书写历史更多。但是，作者却用东晋门阀政治命名此书。由此可见作者治史特点，即具有宏观的理论概括能力。田余庆透过纷繁杂乱的东晋历史，挖掘出门阀政治这条历史主线。在它贯穿下，所有零散资料被整合成一个完整系统，使东晋一朝历史得以清晰展现，这不能不说作者独具慧眼。假如田余庆用《东晋政治史》来写作，也许能写出更多内容，但肯定会使此书显得饾饤、繁琐。所以，宏观的理论概括对优秀历史著作来说很重要，否则内容再丰富，也难理清头绪，无法给人一个整体印象。
田余庆的宏观历史认识还表现在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评价上。如对桓温评价，田余庆从南宋政权与少数民族对峙，与东晋情况类似出发进行比较，引用王应麟“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观点，认为和战不是评价人物唯一标准。在他看来，桓温“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其实就是小人。田余庆进而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现的大背景出发，认为即使北伐成功，战果也无法得到巩固，北伐于国家统一意义不大，由此对桓温功过作出合理评价。
田余庆对于史料考证十分精准，像《资治通鉴》、《廿二史考异》等十分受人推崇的著作，田余庆也能考证出错误，其他史书更不用说。历史学的考证，处理不好往往出现为考证而考证现象，弄得文章支离破碎，读起来索然无味。这种考证，讲的确切些只能算是校勘，不能算考证。真正的考证应该是通过考证发现重要问题，能为全文服务的考证。史学泰斗陈寅恪的考证达到了这种境界，田余庆也达到这种境界。如书中《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一节，时间跨度近千年，史料又很零散，考证难度很大。田余庆作考证，不是因为他有考据癖，目的在于证明会稽在建康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后荆州跟扬州两个武力集团的斗争也与此有关，而所有的考证又是为门阀政治这个主题服务。所以此书虽然考证过多过细，但我们读后并不觉得这些考证多余，反而给人一种印象：只有资料丰富可靠，结论才能让人信服。
（二）通贯的历史与个案的研究相结合。近代中国历史学者有写《中国通史》癖好。夏曾佑、张荫麟、钱穆、吕思勉、陈寅恪、白寿彝等人都曾有过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愿望，由于时代及个人原因，少有能最终写出来的。即使如钱穆最终写成《国史大纲》，成就也不大。中国历史毕竟时间跨度长，涉及民族多，内容十分丰富。一个人写中国通史，不仅时间精力不够，也不可能精通每个领域，写好每一领域。最终的成果往往是一个中国历史轮廓，缺乏深入分析。而假如对历史做个案研究，即使是一朝历史，往往也跨越好几百年，研究难度不小，个案研究虽然能做到深入分析，但往往只能达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效果。田余庆此书，通过对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大士族集团兴衰及其与郗鉴、孙恩、刘裕为首三大武力集团错综复杂关系的研究，揭示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历史意义，将东晋一朝政治史整体展现给读者。既有个案的深入，也有通史的通贯，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换个角度，可以对《中国通史》进行重新理解。历史现象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本质往往类似。通过某一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将自己毕生治学所得凝结在一部作品中，发现普遍规律，看到历史现象后面深层次原因，展现自己对整个中国通史理解，让读者看后对历史有新理解，这也是写了一本《中国通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就是一本中国通史。
（三）思想自由，新意迭出。《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写作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在学术界还占据统治地位，影响十分巨大。绝大部分历史学者思想不敢解放，言必称马列，所写历史论文正如科林伍德所说，是鸽子笼的历史学论文，往往将中国史料往马列理论框架里塞，以论带史，毫无新意。在史学发展如此暗淡情况下，田余庆此书开篇论文《释“王与马共天下”》于1979年发表。阅读此文，不见半点意识形态的干扰痕迹，史料十分扎实，分析极其明晰。《“王与马共天下”》组合的溯源及《“不与刘、石通使”》两节更是洞幽烛微，发前人未发之覆。此文一出就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周一良击节赞赏，认为田余庆在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部分领域已超过陈寅恪。当别的历史学者还在用 “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等老掉牙概念研究历史时，田余庆早已摆脱俗谛之桎楛，于80年代中期完成此书，从此他成为中国第二代历史学第一人。
此书新意，如《“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前人王应麟、袁燮、钱大昕等人多从东晋君臣民族气概方面来看，田余庆则认为单从民族气概方面解释不通，经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八王之乱时，不同少数民族投靠不同的王，造成此后敌对关系。东晋不与刘、石少数民族通使，与两者曾经党派不同有关。他进而指出，永嘉之乱与八王之乱引进少数民族关系密切，由此打通内乱与外患关系，实现东西晋历史自然过渡。对门阀政治仅限东晋一朝看法，也是田余庆独到见解。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里说过“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 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他还认为东晋政权与孙吴政权都是外来势力与地方实力派结合。但田余庆在此有不同看法：孙吴政权虽与江东士族协力，但皇权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是典型的皇权政治。东晋政权，皇帝与贵族共治，才是门阀政治。这个观点于陈有继承有突破，更挖掘出东晋一朝历史发展主线，可谓全书最大亮点。
（四）从历史形势出发，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近代史学一个特点是文史独立，史学著作写作注重史料挖掘。为占有更多史料，傅斯年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陈垣主张“竭泽而渔”，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田余庆治史也注重史料，对史料处理也有自己独到之处，就是从形势逼出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机，对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的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当位置，使得极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为神奇。书中关于“庾、王江州之争”就是经典案例。历史上很多权力的明争暗斗很少留下具体史料，“庾、王江州之争”很隐晦、很微妙，相关史料极少，假如直接根据史料，无法看出这个藏得极深的问题，只有通读东晋一朝历史，掌握当时历史形势，才能发现这段历史。从形势出发研究历史是田余庆在治史过程中碰到史料不足时常用的办法，书中《郗鉴的密谋》一节所述郗鉴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一事，《探微》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都运用这种治史方法。
三、此书不足之处
（一）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间有问题。门阀政治存在时间，此书有不同表述：其一认为存在东晋一朝近百年；其二认为结束于孝武帝死亡几年内；其三认为孝武帝统治初期“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从以上表述中可见田余庆用心：他试图将整个东晋历史纳入门阀政治框架，但框架本身又容纳不了复杂的历史，于是他在不同章节作不同表述。到底门阀政治结束于什么时候，我们通过本书做个梳理。田余庆在书中指出“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说明门阀政治存在是有条件的，具有偶然性。从东晋历史来看，假如王敦、庾亮、桓温等权臣不是在实力达到足以取司马氏而代之时突然死去，门阀政治早已结束。事实上，到桓冲384年逝世、谢安385年逝世后，门阀士族失去兵权，也没再出现当轴处政的人物。此后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斗争，门阀士族在两大政治集团斗争中只是处于次要地位，无法与皇帝共治。此时门阀士族已成傀儡，门阀政治已转化为皇权政治。此后北府将刘裕消灭桓玄，把持朝政，就连皇帝都成点缀。东晋初期皇帝、士族、流民三足鼎立的局面已被流民一足独大所取代，门阀政治无从谈起。应该说门阀政治存在于东晋前中期，具体时间以谢安逝世为标志。在东晋后期，门阀政治已回归为皇权政治。
（二）部分观点推论过度。在对“王与马共天下”一词进行溯源时，田余庆认为“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其实西晋时期，王衍以清谈为世所宗，其作用在于利用名士身份帮助司马越招揽人才、出谋划策，跟司马越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不可能“共天下”。过江后形势发生变化，王导与司马睿的结合才产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局。在《桓温先世的推测》一节中，田余庆将桓氏庙制问题与孙吴进行对比，推测桓氏有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但在接下来的考证中认为其祖先为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只是因为祖先桓范干预司马懿政变被诛而成刑家。两个观点矛盾，假如田余庆考证不错，那么他的推测就有问题。此外，在《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章中，田余庆认为，由于两晋之际刘渊、石勒党于司马越的敌手司马颍，因此由司马越集团派生出的江左政权“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其实，两国之间关系跟现实国家利益关系更大，历史原因不占主要地位。事隔多年两国是否为几十年前历史问题而耿耿于怀十分难说。石勒在临死之前主动与东晋修好，这说明历史问题不太重要。
（三）史料运用方面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如关于《语林》一书，作者裴启属河东裴氏，在西晋时号称“八王八裴”，与琅琊王氏比肩，为第一流士族。晋室南渡之际，裴家重要人物罕有过江者，因此裴启在东晋被排斥于一流士族之外，谢安曾指责它记载不实，此书因此受冷落，不能为信史。《史通》认为“《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但田余庆在书中五次引用此书内容以补充史料之不足，也许有些内容未必可信。如关于王旷倡南渡大计，《语林》所述与其他三条史料相比颇具戏剧效果，可疑。
此外，关于传国玺，此书注释里说“传国玺，玉玺，永嘉末没胡后，永和八年始归东晋，见《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东晋建国为317年，至永和八年（352）相差应该是36年而不是42年。如果确是42年，那应该是311年丢失传国玺，此时正是永嘉末年。那么原文应该说“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而非“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不知作者是怎么算出来的，存疑。
四、田余庆与陈寅恪
（一）陈寅恪对田余庆的影响。田余庆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寅恪影响，两者著作皆在，影响斑斑可考。如此书“门阀政治只存在东晋一朝”观点，我已指出脱胎于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皇权、士族、流民三大集团兴衰主宰东晋一朝”观点则完全承袭自《讲演录》。《探微》里《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两文观点即承自陈寅恪对“孙吴政权是外来势力与地方实力派结合”的判断；《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及《袁曹之争与世家大族》两文是对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指出的“曹操是阉宦势力的代表”、“魏晋嬗变是儒家大族对阉宦集团的胜利”等观点的修正；《北府兵始末》一文则是对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指出的“长江下游以京口为基地和长江上游以襄阳为基地的两个南来北人武力集团”之京口集团发展始末的具体展开。
（二）陈寅恪与田余庆治史风格不同。很多人认为陈寅恪治史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考证，以考证精审见长，这不免皮相之见。陈氏治史确实注重资料，但亮点却在他对历史的看法。他往往能够将历史上的大事、要事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进行观察，以此解决历史上重大问题。他往往透过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现象，发现隐含在里面的重大线索，以家族、地域、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社会阶层等为标准，将历史人物划分为不同集团，从集团的角度解释历史演变，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但是，他虽善于宏观概括，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造成他的很多观点有简单处理、推论过度的问题。涉及的人物越多、跨越的时间越长，简单化处理、推论过度越明显，错误越多。
田余庆治史，虽也注重从宏观方面考察历史，但不能与陈寅恪比。田余庆最宏观的观点往往不是自己原创，他的特点在于对历史事件作具体分析。从《探微》一书看，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观点来自陈寅恪。秦汉部分，由于陈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所以没提出观点。田余庆的《说“张楚”》、《论轮台诏》两文，不受陈寅恪影响，但其看法平平，讲的是汉随秦制和汉武帝晚年由武治转向文功的历史。这两个老掉牙观点一般中学生可能都知道，不过，由于田余庆具有极强的逻辑思维及分析能力，通过不同寻常的角度，将这两个观点进行仔细分析，做出全新诠释，给人耳目一新，看后恍然大悟。田余庆真正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一般人用这种观点写论文可以说毫无学术价值。《探微》里其他文章，大部分观点也来自陈寅恪，但是由于田余庆的精彩分析，使得这些论文十分出彩，耐读，发人深省。另外，如关于东晋政治，陈寅恪只提了几个观点，通过陈寅恪我们只能了解东晋历史整体轮廓。田余庆却能拓展成一本28万字专著，探微索隐、辨析秋毫，将东晋整朝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关于拓跋史研究也一样，一般学者研究拓跋部落早期历史，往往只注意它封建化时间，田余庆却不是这么研究。他承认拓跋部落早期封建化这个观点，他要做的是具体分析，分析拓跋部落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封建化。他之所以能在拓跋史研方面开拓一片新领域，与他注重分析特色分不开。
由上述可知，陈寅恪治史优点在于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缺点在于部分观点经不起推敲；田余庆治史优点在于观点可信，分析精辟，缺点在于少有自己观点。他们一个善于提出问题，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由于他们都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极限，所以他们都在自己研究领域作出杰出成就。从这点来看，陈寅恪是成功的，田余庆也是成功的。
（三）陈寅恪与田余庆治史规模不一样。陈寅恪的历史研究，从秦汉到明清，在每个朝代几乎都发表过论文。先秦史虽没研究，但是十三经是他的基本功，研究中运用到先秦史料时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田余庆的历史研究规模则远不如陈寅恪，即使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领域，田余庆的研究也仅限于秦汉魏晋时期及北朝前期，南朝与北朝后期历史田余庆没有研究，这是从纵的方面来看。从横向看，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旁涉语言、文学、民族、佛教、道教、玄学等方面，且每一领域都有十分专业论文。田余庆则只限于政治史与民族史。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涉及到清议与清谈演变关系，与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里《读<人物志>》一文观点暗合，其对支遁义探源则说明他很熟悉佛教文献。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涉及玄学时，往往侧重于门阀士族由儒入玄时间，认为这是他们地位提高的标志。这是从政治史上来研究，对玄学本身没有创见。陈寅恪写《支愍度学说考》研究格义佛教，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竺法雅之格义》要参考陈寅恪的研究。田余庆只写过《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一文。这篇短短四页纸的论文，观点和材料主要来自于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中第十八章《<成实论>之传译》与《成实论师》两节，主要目的是纪念汤用彤先生，学术价值谈不上。在民族史方面，陈寅恪往往能结合语言学、民族学研究魏晋南北朝胡族历史及蒙古源流，田余庆的《拓跋史探》则完全是用乾嘉考据的方法及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做研究，虽然考证很精准，针头线头式的资料经他处理后都能大放异彩，但毕竟方法与工具不够，其成就只能说“考据如积薪，后来居上”。而陈寅恪的研究则可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不赘。
田余庆与陈寅恪虽然治学规模有别，但是历史学的研究重在研究达到的深度而不在于跨越多少朝代，懂得几门学科。从这点看，陈寅恪是成功的，田余庆也是成功的。
五、生平与学术
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读了田余庆的书，再结合其生平，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
田余庆生于1924年。抗战时期，国家面临存亡问题，青年田余庆怀着救国理想，求学于西南联大。原本学政治，由于系里开的西洋政治课无法实现他了解现实的愿望，于是转学历史。毕业后，田余庆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金毓黻合编过《太平天国史料》。50年代初期，北大魏晋南北朝史余逊教授（余嘉锡之子）突然死亡，系里让他去填补。这个偶然事件，使田余庆走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路。
60年代初期，田余庆参与《中国史纲要》中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部分的编写，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从他写作的部分看，资料扎实，见解平实，虽无多少亮点，难能可贵的是少受意识形态干扰。从此直到1979年他发表《释“王与马共天下”》止，田余庆虽偶有文章发表，但多为应景之作。这近20年时间，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田余庆枯坐冷板度，刻苦读史书。因此一旦社会正常化，他的论文一发表便一鸣惊人，水平远远超过60年代教材。
80年代开始，田余庆与周一良、祝总斌形成北大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松散而亲密的联盟”。他们常将待发表论文交盟友过目，对方在材料与观点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他们文章看得仔细，意见反馈得多，内容包括整体评估、史料裁减、考证精度等。这个过程，田余庆书里没见到，但周一良在《读〈邺中记〉》一文后附有田余庆跟祝总斌的意见，可略见一斑。同事的帮助对田余庆的研究影响颇大。文章修改的部分已无从考察，而观点的影响则依稀可见。如《探微》里《秦汉魏晋南北朝人生依附关系的发展》一文“大地主与皇帝争夺劳动力”的观点与周一良《从北魏几郡户口的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一文所见略同，周文早于田文发表，所以应受周文影响。他的《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两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除同事外，学生对他的影响也大。田余庆在《拓跋史探》里说到由于带博士生，跟他们互相探讨，产生一些问题与看法，逼着他看书做研究，解决问题，达到了教学相长效果。《拓跋史探》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使得田余庆写出了三部大作。令人遗憾的是，近30年来田余庆只发表了三部著作，出书的速度相当慢，连他自己也有“蜗行龟步”之感。这是为什么？以下我试作三点解释：从田余庆的治学风格来看，他写作追求高度浓缩，如《说“张楚”》只写成一篇论文，他的学生李开元则能拓展此文观点，写成《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从他的治学态度来说，他采取的是一种“宁恨勿悔”的态度，他写完一篇文章总是要放上一年半载，之后再拿出来仔细推敲，如果发现问题，则继续压在箱底，直到满意再拿去发表，有些论文因此永远无法与读者见面；从他的健康状况来说，进入90年代后，年逾古稀，身体每况愈下，病痛使得他不得不放慢研究节奏。周一良1998年4月20日日记写道：“看田文，苦思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田文指的是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可知田余庆至少患有心脏病。
每次读田余庆《北府兵始末》，总叹服于其东晋部分精密的考证与高超的见识，但是文章转入南朝后，则草草收场，给人虎头蛇尾之憾。这说明田余庆对南朝史研究不够。其实他有心研究南朝问题。90年代初，田余庆打算开《颜氏家训》导读课，他开课风格是教研结合，这说明他已准备研究南北朝历史，可惜一场大病使他只能放弃研究。等他再开始研究拓跋史时，已是74岁高龄。而到2008年发表《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时已是85岁高龄。衰年治史，力不从心，鲜有创获。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他在南朝史上会有所收获；如果不是因为高龄，在北魏中后期历史方面也应该有研究成果。如此他的研究才真正算得上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他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也可改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可惜天不假年，他的才情再也无法得以展现。
虽然田余庆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几乎每一篇论文都算得上经典。一个历史学家一辈子只要能写出一篇类似《说“张楚”》、《论轮台诏》的论文，便可无憾；一个稍具文史知识的大学生只要翻开《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两书，读完开篇第一章，就会领略到历史学的魅力；只要他仔细读完整本书，就能掌握历史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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