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会对列奥·施特劳斯感兴趣？”哈佛大学政府系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在2008年访问上海与我首次见面时，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费力地运用生硬英语来回答这一问题，但我的回答既未让他解惑，也没有让我自己感到满意。在曼斯菲尔德教授访问后不久，伊万·奥斯诺斯（Even Osnos）（《纽约客》杂志常驻北京专栏作家），记录了曼斯菲尔德教授的行程，并在《愤青》（“Angry Youth”，New Yorker，July 28，2008）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不过，他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施特劳斯的影响联系起来，而在我看来，他的做法非常具有误导性。从那时起，时刻萦绕于我脑海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曼斯菲尔德提出的问题做些回应。在2010年我去哈佛大学研究美国建国问题时，看到美国媒体对所谓的中国崛起上普遍具有强烈的关切与忧虑，而施特劳斯对某些中国学者的影响也在此背景下遭遇质疑。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文章--《在北京阅读施特劳斯》（“Reading Strauss in Beijing”，December 30，2010）--就是一例。尽管他试图保持克制，以避免对那些据说受到施特劳斯影响的学者与学生的意图做出草率判断，但他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刻意强调，以及对所观察现象的不准确解释，似乎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理由来担心施特劳斯在中国的影响。那么，施特劳斯在中国究竟是如何被接受的？哪些人受到了施特劳斯的影响？他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关于这些问题，我认为，由国人自己来做出解释是非常有必要。在本文中，我将为这些问题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

　　一、

　　总体上看，尽管中国学者对施特劳斯的智识兴趣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出现，但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经有对施特劳斯著作的简介和翻译。例如，在1985年出版的《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美］古尔德，杨淮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一书中，人们就可以找到施特劳斯的文章--“什么是政治哲学？”。但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学者沉浸于来自欧美的各种“主义”、方法和术语之中，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注意到施特劳斯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在与西方思想发展趋势与变迁的联系中断多年后，中国学者企图重新回到欧洲启蒙运动，以重建他们对现代性的信念和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在卸去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束缚过程中，他们在康德思想中发现了主体性的概念。然而，在他们徘徊于康德思想和新康德主义之时，海德格尔（笛卡尔主体性概念的批判者）又被引入中国。进而，“此在”取代了“主体性”，一度成为1990年代的热门话题。海德格尔使中国学者把西方哲学置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中重新加以思考，进而让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形而上学传统与西方文明危机之间的联系。尽管中国学者并没有从海德格尔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尝试之中得到最终答案，但是他们从海德格尔那里深刻地领悟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中的内在问题（在今日表现为技术问题或理性控制问题）。在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与学生到欧美留学或从事研究。作为这一新近出国运动的结果，在西方出现的大多数“主义”、争论和事件很快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进而引起新一轮的讨论。中国学者曾阅读并研究了韦伯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释义学、罗尔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等。然而，他们从西方听到的最重要、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上帝死了”、“人类理性死了”。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阻拦住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热情。当从西方引入的“主义”很快地成为中国大学哲学院系与教室的日常内容之时，伴随这些“主义”之中国门徒增多的是，中国学者探究人类社会根本问题、考察中国人基本生存处境的能力却在逐渐衰退。中国学者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兴趣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出现。

　　最初，施特劳斯的著作被引介入中国，仅仅是出于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一般兴趣。因为，自19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中国必须要回应来自现代世界的挑战，西方思想的引介及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这一回应以及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之中的不可缺少部分。在1980年代相对宽容自由的氛围中，为引入与研究西方思想所需的翻译活动再度兴起。如果人们在这一历史情境中考察施特劳斯在中国的引介，可以发现施特劳斯著作的汉译，仅仅属于西方学术著作翻译的一般性工作，起初并不是由对施特劳斯思想中特定主题的关注所引发的。大多数译者或编者只是把施特劳斯的著作当作诸多重要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而已。例如，《政治哲学史》中译本出版于1993年，随后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中译本一起被作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一般性参考读物。在一些大学，《政治哲学史》甚至被列入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读参考书目。同时，最早收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著作的学术系列是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其中有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曼斯菲尔德的《驯化君主》、阿兰·布鲁姆的《美国心灵的闭锁》等书。有趣的是，这套丛书同时还收入以赛亚·柏林以及其他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著作。相似的，其他施特劳斯学派人士的著作也是出版在一般性丛书中。例如，内森·塔克夫（Nathan Tarcov）的《洛克为了自由的教育》，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的《启蒙面具》等。对施特劳斯的智识兴趣，并没有紧随施特劳斯著作汉译的出现而到来。

　　二、

　　比较早地深入研究施特劳斯，并使读者了解施特劳斯思想的重要性及其与中国思想相关性的是刘小枫。自1980年代起，刘小枫就一直活跃于中国人文学术界的前沿。他出生于1950年代末期，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于1980年代进入大学。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剧烈变化，从而在思想探求受到他们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化中丰富个人经历的刺激。尽管他早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德国哲学，但是他关切的问题却极为广泛。根据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接触施特劳斯的思想，并不是直接通过阅读施特劳斯的著作，而是通过迈尔（Heinrich Meier）的施密特研究。里拉说，他从一位记者那里得知，施特劳斯与施密特在中国处在思想争论的中心。他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刘小枫表明，在他研究施密特时，迈尔的施密特研究帮助他揭示了施密特思想的神学基础，而且展示出施特劳斯对施密特批判的深刻性。通过施特劳斯的批判，刘小枫开始注意到施特劳斯从虚无主义中拯救现代理性主义的努力。由此来看，施密特仅仅是他研究自由主义的一个阶段。施密特的意义在于，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使刘小枫意识到自由主义的纯形式主义以及凯尔森（Hans Kelsen）法律实证主义之中的缺陷。在研究施特劳斯一段时间后，刘小枫写下一些介绍施特劳斯的文章，例如《刺猬的温顺》、《施特劳斯的路标》和《尼采的微言大义》等。《尼采的微言大义》是他把从施特劳斯那里学到的东西，运用于解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些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促使不少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施特劳斯。除了一如既往的思想史研究，刘小枫近年来把精力集中于推动古典研究（中西经典）和通识教育。他主编了系列丛书《经典与解释》，以此推动对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的重新思考。从书中的一部分是西学汉译、中国经典旧辑重刊，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国内学者所作的原创性研究。为了给投身于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刘小枫还创办了《古典研究》杂志。该杂志并不限制古典研究的学派与方法，但它鼓励从政治哲学角度诠释经典文本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邀请伯格（Ronna Burger）、戴维斯（Michael Davis）、曼斯菲尔德和其他欧美学者加入荣誉编委。目前，该期刊已渐渐在国内古典学研究领域中得到重视。由于他的努力，经典文本的研读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取得重要地位。总体而言，施特劳斯启发刘小枫的地方是，施特劳斯对现代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古典传统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国学者与施特劳斯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心性的相逢。

　　甘阳同样为读者了解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做了过努力。他与刘小枫同属一代人。当刘小枫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求学时，甘阳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跟席尔斯（Edward Shills）和弗雷（Francois Furet）学习。尽管甘阳和刘小枫是好友，但他们对施特劳斯的兴趣以及在引介施特劳斯上做出的工作，却是偶然的。甘阳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译本写下一长篇序言，后来这篇序言作为一部独立的小册子（《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出版。与刘小枫在德国思想传统中关注施特劳斯相反，甘阳不但全面地分析了施特劳斯的思想及其著述，而且还介绍了施特劳斯学派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他以简洁语言展示出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的独特性，以至于不少青年学者很快被施特劳斯及其弟子的著作所吸引。或许是甘阳本人的学术影响力，曾一度有许多青年学生阅读施特劳斯以及施特劳斯学派门人的著作。但是，对这一趋向乃至施特劳斯本人的反对很快出现。例如，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因为甘阳和刘小枫在引介施特劳斯上对青年人的巨大影响而批评他们二人。其中一些学者甚至组织翻译与出版了德鲁里（Shadia Drury）批判施特劳斯的著作，希望以此抗衡施特劳斯的影响。至于引介施特劳斯所产生的争论，这并不是甘刘二人的问题。因为，在美国，主流学界与施特劳斯学派之间存在着相似的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因为施特劳斯的思想以及经由他而复兴的古典政治哲学，质疑并动摇了现代学术的基础。近两三年来，青年学者和学生对施特劳斯的热情已经自然地消退。或许，此时才是冷静地阅读和评价施特劳斯的良好契机。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中文版序言之后，甘阳似乎再没有直接写作有关施特劳斯的文章。但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施特劳斯思想对甘阳的深刻影响。同刘小枫相比，甘阳更为积极地介入思想争论。他发起和参与过有关中国改革道路、北京大学改革、自由主义以及通识教育等若干讨论。近年来，与刘小枫相似，甘阳也一直在积极努力推动通识教育，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些国内学者对施特劳斯著作容易产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在阅读施特劳斯的著作之前，他们就已经对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而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冲突有着明确、清晰的意识与感受。比刘小枫、甘阳更加年青一代的学者，就表现出这一特征。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但对国学有深厚修养，而且对西方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他们大都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以读书组形式阅读中西经典著作。重新思考古代中国思想，加深对西方思想的理解，是他们的共同关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施特劳斯的认识受到刘小枫、甘阳的影响，而且不曾直接就施特劳斯的思想进行撰述，但是他们大都把从施特劳斯得到的启发带入学术研究和对中国文明及其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中。奥斯诺斯在《愤青》提到的青年教授丁耘，就是其中一位。丁耘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他翻译过施特劳斯的《德国虚无主义》、《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等文章，并写过有关柏拉图《会饮篇》的长文 “哲学与神学的政治对照”，以及借助海德格尔探究中西思想本源的“是与易”。他的研究领域是现象学，但是他对希腊哲学、儒学和佛学均有深入研究。曾有人认为，他的广博学问与精深思考使得他能够为中西思想的对观、交会准备条件。在北京大学，曾经有过一些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青年学者组成的读书小组。里拉《在北京阅读施特劳斯》一文提及的罗马佚事中的李猛，就曾经是这个读书组的成员。李猛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

　　除了国内学者自己接近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中美国学者也以某种方式把施特劳斯的治学方法与思路传递给中国学生，曼斯菲尔德就是其中之一。在哈佛大学，曼斯菲尔德的思想睿智与慷慨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在他的课堂上，人们总是可以找到中国学生。据我所知，没有中国学生正式地跟从曼斯菲尔德在政府系学习，但是来自其他院系的一些中国学生邀请他作为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例如，吴飞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曾经跟曼斯菲尔德教授学习过。同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林国华也经常旁听曼斯菲尔德教授的课程。他们针对古今之争、自由主义等主题对曼斯菲尔德教授所作的两次访谈早在2001年前后就已中文发表。曼斯菲尔德的《驯化君主》、《男性气概》、《马基雅维利新的秩序与模式》、《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和其他一些论文已经或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曼斯菲尔德对马基雅维利、执行权、间接政府、理性控制以及自由主义的研究，都引起了国内一些政治理论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此外，还其他一些施特劳斯学派学者教授过中国学生，例如迈尔、罗森和塔科夫等。

　　三、

　　至于施特劳斯对那些中国学者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施特劳斯对西方传统中启示与理性冲突的阐释，让他们认识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内在问题。其次，施特劳斯对古今之争的强调，展示出现代理性主义之起源与哲学从沉思向行动之转向之间的关联，为他们提供了重新理解现代性的新视角。经过为现代化奋斗百余年的痛苦挣扎，今日中国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全球化进程牢牢地把中国与西方世界捆绑在一起。因而，对现代性的反思，已经成为思考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现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而且仍将继续把西方现代性作为自己的参考案例。特别是，施特劳斯对古代自然正当的复兴，促使中国学者返回考察他们在近代以来针对古代中国思想所形成的态度。最后，施特劳斯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解释，使中国学者理解了哲学与政治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把握到超越政治的哲学沉思生活的重要性。经由这些启示，一些中国学者得以克服现代学术分科体制以及各种现代“主义”论述的狭隘性，从而获得整全视野来思考中国文明甚至人类文明之未来。

　　里拉的文章提及中国儒家传统与施特劳斯影响之间的关系，他在这一点上的观察是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儒家传统的确有助于中国学者接近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而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进而又让中国学者积极看待儒学自身作为政治哲学在今日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在中国，儒家传统是一个极为复杂、漫长的思想传统，在不同历史处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发展。儒家思想中的许多方面与柏拉图政治哲学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在一定程度上，儒学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于现代哲学的重要意义，便是那些中国学者重视施特劳斯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从1911年晚清政府倒台之后，儒学及儒家传统便遭到各种批判。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者以及后来领导农民大众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把儒家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加以批判和破坏。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包括前述受施特劳斯影响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儒学与儒家传统。就我所知，其中一些人希望深入儒家传统，通过与中国古典思想进行比较，以深化对西方思想乃至现代性的认识，并在现代性处境之中，重新思考和确立中国文明的道德、价值和理想。在当下中国，是否应该复兴儒家传统，仍旧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话题。2011年1月，官方曾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树立起孔子巨型雕像，但这一举动引发很多猜疑与争议。由于这些不同意见，孔子雕像在同年4月被悄悄从原址移走。
那些受益于施特劳斯著述的学者，从施特劳斯那里学习到的乃是一个思考方向。这一思考方向提醒他们西方思想的复杂性以及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性，而不少现代中国学者往往在过去忽视了这两点。现在预言施特劳斯对中国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因为今日中国已经同美国一样，深深地嵌入现代性之中。同美国的施特劳斯学派相比，那些受到施特劳斯影响的中国学者，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传统之中，继承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遗产，而且面对完全不同的社会问题，受到完全不同的必然性的约束。但是，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受到施特劳斯影响的中国学者，同样也是古典政治哲学的青睐者，并拥有古典政治哲学之中的节制与谨慎；而且，他们同样热爱人类自由、人类尊严和以由人类理性支撑的共通价值为基础的美好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与共同之处，让同受施特劳斯影响的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之间的对话变得极为必要。在《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再生》中文版序言中，潘戈教授（Thomas Pangle）说，“我们需要一种高贵的竞争：你们向我们展示了，施特劳斯的引领和典范可以照亮东方至深的根基，可以说你们此举就是在与西方乃至西方的至深根基进行竞争与对话。”施特劳斯的意义就在于，他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西方思想的过程中来重新思考东方。这一场对话，不但对于这些学者自身来说必不可少，而且对于这个世界的未来也同样是重要的。

　　（本文最初以英文“Leo Strauss in China： A New dialogu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发表在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的2012年春季期，英文版有删节。本文中文版系作者从英文译出，有增删。）

　　作者：王涛，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于2010年-2011年在哈佛大学政府系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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