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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博洛尔   

   
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这些错误的政治原则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抢夺与压榨的霸术。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驳斥上述这些错误的行径。

   在政治生活中,虽然有一些政治家能够按照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来治理国家,但是,还是有很多大权在握的当政者交不按此原则来行事,他们从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那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权力欲。因此,我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研究这种权力欲。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求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坏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传播者。作为人类政治上的统治者,他们肩负的责任本来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被赋予了权威,理应利用它去开启人们的智慧,增进人类的德行。但是,客观的政治现实恰恰与之相反。政客们常常制定并出台各种邪恶的法律,树立起恶劣的榜样,败坏人类的德行,使人们堕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政治上的犯罪者往往通过他们的野敌。被法院判决的普通的犯罪者虽然杀人抢劫,但受害者人数很少,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尚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而政治上犯罪者动辄杀戮千百万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受害者不可胜数,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巨大,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败坏和毁灭。

  

   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现代社会陶醉在它的工业进步和科学发现之中,但如果现代社会仔细考量一下它的政治历史与政治现状,它就完全没有理由如此骄傲。现代社会能够在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使人惊奇的机器,但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政治机器——政府——却仍然处在极度的不完善之中,掌握这部机器的人一直都是些缺乏智慧的人,或者说,都是些不明智的人。正如里特烈(Littre)所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获得了成功,但只有我们的政治组织除外。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残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了意义。

  

  政治犯罪产生于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和政治上的侵害行为。在谈论政治对人类社会犯下的罪行时,我的目的在于证明:诚实公正的策略是唯一最好的策略,如果政治脱离道德,就意味着贬低了政治,甚至还会使政治堕落为一种冒险事业,最后的结果就如同塔西佗(Tacitus)

  

  (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只会有好人,而不会有好的政治制度。”

  

   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们变得更理智、更道德、更亲密、更幸福。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去实现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善,去减少无谓的痛苦,去消除人们之间的仇恨,去褒奖人们的优点长处,去鼓励人们的勤劳勇敢,去发展人们的道德意识。在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相互对竞争对手的人身和言词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因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政治争吵,这些政治争吵只会给国家带来动乱与不安,而不会给国家带来繁荣与进步。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是靠人们在行政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不是靠人们政治上的联合,不是靠国家下达的行政命令,也不是靠变化无穷的法律。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直接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纯正无邪的情感和伟大崇高的思想,靠的是当政者为人们树立的至善的人格榜样。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柏拉图才会主张只有靠哲学家治理国家,国家才会有希望。我相信:只有具有某种哲学智慧与宗教信仰原则的人才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力。因为只有纯正的精神力量才是使社会免于腐败的。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欧洲(指十九世纪的欧洲。——译注。),这种预防社会腐败的完全丧失了它的效力。

  

   我深知人的感情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希望政治生活变得更道德一些是有道理的。人类的理性能够使奴隶制与农奴制消亡,能够使国王的特权与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丧失,那么,难道把节制与忠诚、公正与人道这么一点点道德因素引进政治领域就不会获得成功吗?

  

  (《政治的罪恶》,[法]路易斯·博洛尔著,改革出版社19994月出版)

  

  (本文为《政治的罪恶》一书的原著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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