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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呼唤自由主义政治家

----论自由主义政治家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南水

 

 

一百年来,中国不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从来没有自由主义政治家。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长于理想、长于论证、长于抽象、长于悲愤、长于批判、长于人格、长于形式正义,另外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长于学习、长于自保、长于忧伤。

 

中国没有自由主义政治家。

自由主义政治家具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有长处,但是更长于政治智慧、长于实质正义。笔者把实质正义等同于正义的政治智慧,等同于形式正义的实现方式。自由主义政治家领会形式正义的精髓。自由主义政治家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能抽象划分,不过这种抽象划分是用于形式正义的政治实践。自由主义政治家能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区分出不变的东西和可变的东西,区分出永恒的东西和通过积累演进而逐渐丰厚的东西。

 

自由主义政治家很懂得审时度势,常常借时用势为自由主义服务,他不仅仅常常能自保,更主要的常常能保住自由主义的发展势头,保障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积累和演进。

 

中国呼唤自由主义政治家!

 

 

自由主义政治家具有基督徒式的情怀。他具有博爱的内心,他的博爱不一定与上帝有关,但是其最主要的基础是人权观念。由此而生发的就是勿以恶抗恶。因懂得人权而博爱,因捍卫人权而勿以恶抗恶。这些情怀在中国古代文化也能得到滋养。只有博爱和勿以恶抗恶,才能终止仇恨心理,终止正邪不容,终止怨怨相报,才有可能培养自由主义的心理基础。

 

自由主义政治家懂得勿以恶抗恶的精髓是以博爱去反抗强权和暴政。即使暴力反抗,也是爱着对方,想着对方的人权。不让暴政刺激自己的偏狭心理和仇恨心理,不让偏狭心理和仇恨心理刺激暴力反抗的泛滥和暴力的延续。他不失时机、坚决地运用暴力,但时时让暴力充满人性和人权的光辉。

 

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暴力是为了双方的暴力同归于尽。他懂得如何使他们同归于尽。博爱与人权、宪政与军队国家化等等就是他在终止暴力上的政治智慧。

 

 

自由主义政治家懂得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和个人自由得到发展。

 

个人自由的实现有自身的完美形式和实现完美形式的社会基础。笔者认为完美形式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的充分个体化。社会的充分个体化保证了政治平等的实现,同时也保证了个人自由的完美形式。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平等得到实现,形成自由与平等的良性结合,这是一个个人自由的自发的再生产机制。但是尽管这两者结合是可能的,但是结合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容易遇到,因此我们不能将很难遇到的条件当作常规条件,也不能将这种结合当作常规追求,否则是削脚适鞋。

 

平等的指标是刚性的,个人自由的指标是软性的。个人自由是累积演进的,平等是飞跃的。个人自由是在每个人各自的正常生活和正常计划不受随意侵犯的情况下在各自的空间里拓展、积累和演进。个人自由的实现和积累可以是分立地有差别地进行。每个人的自由空间是不同的。个人自由必然是保守主义的,因为它是在给定的非强制条件中理解和追求各自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空间不同,但是相互的交往和拓展遵循着非强制原则。

 

总而言之,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非强制性。每个人的历史给定性不同,当然每个人的自由空间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个人自由是可欲的。个人自由的社会总量和形式的质量是可以积累和演进的。

 

 

自由主义政治家更懂得实力均衡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制衡是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的唯一的长久的有效方式。

 

自由主义政治家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点就是自由主义政治家懂得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均衡和制衡。他没有敌我观念,没有消灭谁的追求,也没有自己成为唯一的一极的追求。他有分化、有联合,分化和联合的目的在于均衡和制衡。他常常洞如观火,每时每刻懂得该联合谁,该分化谁,而且懂得一个自由主义者所能用的联合手段和分化手段。

 

他懂得没有制约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成为专制主义者。他知道自由主义人格是必要条件,但是自由社会的实现不能寄托在自由人格上面。他懂得对立统一。他懂得消灭了对方,就是强化了自己,这只能导致专制主义。他用人权来保障对方与自己的制衡。

 

实力均衡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权力制衡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架构。

 

 

在极权时代,自由主义政治家懂得不失时机的使用和平演变或者适当暴力。

 

极权社会有许多种,不同的极权社会,自由主义政治家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但是首先还是分化和联合。

 

所谓分化,当然是分化当权集团及其同盟者。同盟者是最容易被分化出来。当权集团也是能分化出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懂得在这个时候他不是空洞地去追求个人自由,甚至傻乎乎地用个人自由去和这些人谈判。他运用的是权力制衡。权力制衡最能为个人自由带来恩惠,但是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权利。自由主义政治家完全可以和当权集团及其同盟者在对当权集团的核心者实行权力制衡上达成某种一致。这种权力制衡虽然离自由社会的权力制衡还有一段差距,但是在极权社会里可以给自由主义的积累和发展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分化之后就是联合。当权集团及其同盟者中可以联合的力量固然是联合的对象,在野的各种势力都是联合对象。只要有利于达成一个时期的权利制衡,哪怕是微弱制衡,都可以联合。联合就是建立统一战线,建立权力制衡的联合战线。

 

自由主义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有本质的不同。自由主义的统一战线,无论是在极权社会还是在自由社会,都是限制在达成权力制衡这一点上,目的是让自由力量自生自发地发展,达成真正的积累。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实际上西方社会的政党概念与孔子的概念是一致的。西方社会的政党概念不是一个终身制概念,更不是人身依附概念,自然就没有孔子的概念,就是它缺乏私利勾结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每个人都享有个体主权,都具有君子的基本人格。自由主义的统一战线也是这个意思。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做太功利和太投机,实际上这种责难本身就包含了终身制的人身依附的意思。嫁一而终的观念必须去掉,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应该鼓励人们忠诚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而不是忠诚外面的一个东西,因为事物是会变化的。

 

成功的弱制衡就可能成为强制衡,就可能利用现成的机构进行自由政权的改造,就是和平演变。

这种灵活的分化与联合是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不齿的。他们总是用虚构的人格概念来拒绝这种灵活性。在这个时候,人格概念成了自由社会的障碍。实际上自由人格的真正表现就是自身的这种灵活性选择,然而知识分子总是将人格概念和行为的不变性联系起来。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知识分子的阵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懂得自由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威力。当然自由主义的统一战线不是自由散漫的组合,它是由自由主义政治家领导的。解放前中国曾经有过自由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那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散漫组合。

 

 

极权社会有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强极权社会,它主要的标志是军队完全为一家或一党所有,且社会基础失去一定的均衡。这种社会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具有福利社会特征的强极权社会,换言之是有福利但没有人权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福利是施舍的。在这种社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暴力反抗。唯一的办法是自由民主人士投身从戎,改善社会基础,分化极权集团,并一切的举措努力指向自由民主。一类是没有福利的强极权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下层百姓常常揭竿而起,因为他们已经到了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境地,这也是下层百姓造反的唯一条件。这时自由民主人士要能与下层百姓同生共死,并以此为基础引导他们为自己的自由民主而奋斗。既要利用时机推翻极权集团,又要防备暴民政府诞生。

 

第二种是弱强权社会,它主要的标志是或者军队虽为一家一党所有,但未必忠心耿耿,且社会基础正在达成均衡,或者是军队虽然国家化,但是社会基础失去均衡从而使得权力制衡无法实现。在这种社会自由主义者政治家的分化联合战略运用得当就能和平地进入自由民主社会。

 

 

在自由社会,自由主义政治家除了善于利用宪政法统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力制衡及造成社会基础实力均衡的再生产机制之外,还得学会分化联合战略造成各方面的均衡。

 

当然均衡不是机械的、死板的均衡。均衡常常是在打破中。正因为如此,才说自由主义政治家要时时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分化联合战略。他没有固定的分化对象,也没有固定的联合对象,而是围绕国家权力中心的转移而转移。

 

另外自由主义政治家主要是在权力运作上做文章。社会基础的实力均衡不是他可以左右,因此我才强调以政治权力补社会基础之不足。

 

虽然市场经济和个体产权在这里不是阐述重点,但是也是自由主义政治家所要熟知的。由于篇幅有限,又是随感性质,这里就不再赘述。

 

 

自由主义政治家在本质上是一个立法家。托克维尔指出:战士之后,立法家出场。自由主义政治家必定是战士与立法家的统一。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战士与立法家不能分离,尽管在具体的阶段有一定的行为分工。

 

本贴无法全面地论述自由主义政治家,希望大家能够补充。

 

中国呼吁自由主义政治家,只有这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成果才不会付之东流。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真理,吾更爱自由;吾爱先进,吾更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