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
朝圣山之思

神话中的火焰

1、神话即是神说——但神如何说，借助什么说？在什么位置上说？是祭坛吗？祭坛上的火焰打开空间，带来时间，并在食物的焚毁（即整全的燃烧）上人与神既区分又相连。

普罗米修斯与潘朵拉的神话，表明了人与神在祭坛和团体中彼此馈赠的游戏，但却是有着危险、过错、冒险与灾难发生的游戏。

女人作为礼物，对于未来的哲学是否也是危险的？对于哲学和共同体，女人是反讽之源？或者哲学对于女人也是危险的礼物？哲学与性别差异从一开始被遗忘了？哲学与人彼此的双重危险是一直伴随哲学的吗？它构成对哲学的政治思考，哲学在一开始必须反思的前提。

作为集众神的形象（eoika）于一身潘朵拉——这个最初的女人还是导致惊奇（thauma）的本源，这一惊奇与哲学的惊奇的关系一直还是隐藏的，尤其在这个所谓哲学已经终结，即惊讶已经被知识所吞没的时代，将会有什么意义？

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与技术、死亡和希望的关系是希腊智慧的开端。希腊智慧的理性对这一过错的敏感与补救构成了西方的命运。它不同于犹太教对恶的拯救、儒教对灾异的回避。

人听——人如何听，用耳朵？尼采所说的耳朵中的耳朵，或整个身体都是耳朵！抑或是灵魂？是先有听然后才有耳朵，还是先有耳朵才去听？耳朵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或许它是生命的年轮——倾听带来最真实的时间？！ 2、人应和着说，即是歌唱。像缪斯那样歌唱，歌唱就是神与人一起说。歌唱是生命元素的力量与节奏的呈示。

3、记忆与记录者。记忆的权力也是“王”的权力。希腊人对遗忘的恐惧，对忘忧河（lethe）的想象也决定与激发了他们对真理(a-letheia)的追求。

4、除了奥林匹克十二主神之外，也还有一些另类的神——比如，狄奥尼索斯、戈耳工等，他们显示出希腊神话它异与不定形的一面。与他们的面对面是恐怖的，并被他们的眼神所主宰而失去自我克制的能力，这就是疯狂。其实还有另外一类中性之神——如奥尔弗斯以及道路之神赫耳墨斯，这些神更隐秘。这些另类之神是否会对哲学产生影响呢？

史诗中的火焰

1、史诗作为传言、叙述，确立了一个英雄时代的典范，即在竞技中胜利和优秀相结合的德性。这德性超越了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它对古希腊的理性有着深远影响，神话和史诗的逻各斯与理性的逻各斯并没有那么对立（韦尔南的观点）。

2、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的“离开”与《奥德塞》的“回家”构成了西方人循环的行为模式，它的回到自身与回家都偏向于对自身同一性的追求，从而有别于犹太人的游离。

悲剧时刻

1、轴心时代的转变，古希腊对智慧的爱，中国文化对智慧的忧患，希伯莱对智慧的拯救，形成着差异。俄底甫斯在回答了斯芬克斯之迷，即点明了人的主题之后，得以进入城邦，但他的智慧却是灾难。而希腊人并没有害怕这智慧，即便是他刺瞎了双眼，在离开家乡之后，成为一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陌生之地，即科罗诺斯，他也获得了安息，这安息之地如同死亡，依然是秘密——只能去爱护，而不能传递的火焰。

2、在悲剧中，合唱队作为神的声音与演员作为人的声音一同在场，戏剧舞台就是人与神对话的位置与空间，进入这个空间或位置（topos），就能分享神的荣耀与命运，其中有不朽和必死的结合。从而使悲剧形成了超历史的时刻。

3、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全部哲学，比哲学还要多的哲学！我们是否可以问，在中国文化的先秦时代，为什么没有戏剧？或者屈原的作品是一种戏剧？悲剧之美的净化作用在于它展示了欲望及其罪恶甚至血液里的复仇，但它并不是一种知识，与之相应，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说美德是知识时，这知识或智慧与悲剧不是没有关系的。悲剧让我们感受到人的罪恶，但并不让我们被它所吞没以及在现实中再现它。因为美的幻象这一层戏剧的面纱保护着凝视的眼睛。

4、悲剧语汇与法律语汇相互渗透表明了古希腊对人的行为以及公正的绝对关注，这个主题深深影响了苏格拉底。随着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中对女性形象的特别表现以及神的形象逐步地退场，人的声音开始渐渐地清晰起来。

5、悲剧与抒情诗的歌唱作为竞赛活动与运动会的圣火一道进一步转化了优秀和胜利，并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关，它一旦被投射在现实的城邦中，就会给民众带来压力与恐惧。

城邦与人的出现

1、随着智者们的出场，悲剧舞台开始坍塌，人们不再相信命运，就只能相信语言，却不知道语言也有它的命运，这恰好是苏格拉底到来的时机。

2、公众集会广场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的到来，这个公共空间是安放公共之火（Hestia Koine）的地方，它把家庭隐秘的火焰带到城邦。当然在古希腊并没有公共和私人的对立，这“公共”其实是公开与敞开一个空间——它即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有分寸的火焰，即逻各斯(logos)。希腊理性就在这逻各斯之中开始定形，神话的火焰获得了变形。与之相应，一个外在于宗教、有着严格的内在规律并有着几何学性质的空间将会形成（韦尔南）。

3、人们在彼此的眼光中走到一起，勇敢和克制给人们带来荣誉和荣光，这荣光是神性黯淡的背景。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雅典帝国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重建城邦的根基需要另一类的“英雄”，这英雄就是爱智者，这是苏格拉底与人一起出场的时刻。 4、人开始说话，但人说话的样子也是恐怖的（deinon），尤其当苏格拉底说他带着“灵异”(daimon)的声音说话时，这精灵也是幽灵——苏格拉底或许只是一个幽灵？被虚构的幻影？但灵魂的形象就开始形成了，这灵魂将取代传统的神。但它是自性、它性还是中性的？抑或只是幽灵的。

5、但好精灵的守护即是幸福（eu-daimonia）。哲学如果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哲学家就需要有他自己的精灵，能听到他内心的声音。内心语言的形成是一次转折，基督教会从这里切入。我们中国人学习哲学，我们的汉语在被西语变容之后，是否也要建立起一个内心的灵魂世界与空间？

苏格拉底的记号：在友爱与智慧之间

1、接近苏格拉底，与他相遇，也即是与哲学相遇，即成为一个“爱-智”（Philosophy, philia&sophy）者。但这与孔子和佛陀相遇有什么差别？在一个诸神的时代，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友爱的关系？

2、谁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是谁？苏格拉底似乎是一个复合体：有作为悲剧观众的苏格拉底、有喜剧《云》中的苏格拉底、有被当作智者并被审判的苏格拉底、有回忆录中的苏格拉底、有爱智典范即柏拉图文本中的苏格拉底——虽然这文本中的记号也是不断变形的、抑或苏格拉底可能是一个不定型的异乡人——甚至就是一个匿名的“犹太人”？再说一遍：一个幽灵？此外，苏格拉底是一个雕刻家的儿子，又是一个助产妇的儿子？还是用剪刀——剪去生命的脐带，并为生命留下创伤的记号，一个不生育者却帮助别人生产的助产妇，他是女性还是中性的？他只是尼采所说的患病者？他即是哲学的开端者也是它的拆毁者——哲学的开端就已经被双重化了——哲学在对它自身的击打与反对、自否定中成形——这是他的辨证方法？

3、那么如何辨认他的形象或肖像？口传而不写作的苏格拉底留下了什么记号，可以让 我们来识别？他的反讽的方法是他的语言之衣！反讽是全然否定的吗？正如克尔凯郭尔说言。反讽是对被解构的自身性的最后补救——在碎片中被观看的它者所留存，悲剧与喜剧在这里交织。友爱是否也需要反讽？为什么不是赞美？赞美是向着它者对自身的全然放弃？古希腊对自身同一和自尊的强调，使对惟一神的信仰不可能？苏格拉底对爱欲的赞美是否意味着爱与智的不平衡？

4、在苏格拉底那里，还既没有学院或大学，也没有哲学的经典与文本，甚至哲学本身也还没有定型，也即是——“爱与智”还处于潜在的趋近之中。而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大学体制、文本结构和师生关系来传授哲学。因而，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现在进入哲学的条件，因为哲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本原生成着的。而且，我们先贤们多次被告知，哲学既不可教也不可学——这是否在开始就把我们置于悖论和绝境上？苏格拉底是否也经历过这种困难？是否这种困难一直牵引着柏拉图的写作？这是我们阅读柏拉图文本要考察和追问的任务。 5、不得不要追问的是：

首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教育？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是言谈、是logos 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并打开一个公共空间，在其中人们彼此教育着。争吵女神（Eris）和友爱同时伴随着言谈，即是友爱和人们本性中求知的欲望形成着共同体。那么，我们的大学在形成着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呢？哲学对它自身的位置及其被限定是否自觉？它的空间足够开放吗？

其次，什么又是哲学？即是问，谁是哲学家？谁来教化孩子们？苏格拉底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哲学家。因为，在“爱”与“智”之间至少有这样几种可能：

（1）爱与智在到来之前，那到来着的、在给予中发生着的奇迹，如同在神话与悲剧中。

（2）爱与智在到来之中，但还是不确定的，爱、欲（Eros）和至善(Agape)还没有分离，从而产生喜剧的效果。

（3）爱与智都已经到来，分别被确定出来，但它们之间还没有结合，智者们的教育就是对二者的分离与诡辩。

（4）爱与智处于既断又连的“连字符”式的关系中，这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所表现的样式。

（5）爱与智彻底的融合，被单一理解的柏拉图处于这一个层面，经典的哲学这个专名就形成了。

（6）爱与智在哲学化之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化，成为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陷入是元科学还是科学中的一种，即一般与特殊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对立。

——这即是说，在柏拉图的文本中，苏格拉底将被“爱与智”的关系所撕扯，我们所选择的文本将与这二者的对峙有关，苏格拉底将不断被变换形象并被柏拉图改变着记号和签名。此外，哲学的教育只能通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吗？是哲学在形成师生关系还是师生关系确定了哲学？什么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智慧之友？师生之间会有友爱吗？为什么不是戏剧意义上的演员之间的关系？合唱队与演员之间的关系？

最后，用什么来教育呢？文本或者经典？但什么是经典？文本存在吗？文之所本又是什么？本来的原文存在吗？如果苏格拉底不写作，并贬低文字——口传与书写的差异何在？是苏格拉底死亡的事件或言语行为打开着一个事件，而这事件在文本中得以形成？从事件到文本，从文本到行动，这二者来回地运动也是阅读的事件。

为什么是苏格拉底？

与前面所说的哲学与人、人与城邦的困境一道，我们将接受危险的考验，进入柏拉图的对话。

但为什么要选择苏格拉底？一方面是由于哲学这个词本身及其传递，另一方面，则是汉语的失势，及其在自身与自由上的不完全，我们愿意接纳哲学、狭义的哲学。但同时，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哲学拘囿在希腊的理性传统中，哲学并不是僵死的，在汉语的言说中它将变形。

“我们是二流时代的臣民”——我的诗人朋友都如是说！不幸地生活在这样一个二流时代的国家中，哲学何为？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老师和朋友，梦想和建立一个理想的“共同体”，一个一直在到来的“国家”或“国际哲学学院”。

更重要的是，就语言本身而言，从何处开始都只是时机的问题，语言作为行为与事件，已经隐含了它的全部丰富性，可以在逐步的解构与开展中实现它的自身、它异和中性，本无所偏袒。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哲学或理性会自觉限定它自身，这限定的限度何在？在各种的限定、隐藏、遮蔽、压抑、回避中，生命所招致的痛苦及其无法解脱的艰难。

苏格拉底的命运也是这一艰难的一个例证，这例子当然是惟一的，我们寻找的正是这惟一性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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