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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奈:社会主义国家突破转型难题的两大原则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04-11 点击:
 
2016-04-11 雅诺什·科尔奈 腾讯思享会
【编者按】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来解决转型难题是危险的。相反,要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政治改革、法律制度改革等都是转型的重要方面,解决转型难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回应。以下内容选自《大转型》第三部分。

作者:雅诺什·科尔奈(匈牙利经济学家,专注社会主义体制研究)



雅诺什·科尔奈


转型的难题何在?我认为转型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制度上的不一致性所造成的冲突。在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内在一致的。而改革却会带来内在的不一致性。是否可以相对平稳地解决冲突,迈上全面而成功的转型之路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也许不同国家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不同的学者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思考,但我必须指出两条基本的原则性意见:


第一,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有时候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们不能依赖这种事实: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有人则不这么认为。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却可以发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证明制度改革会自动发生的先例。即便我们现在主动致力于制度改革,也可能需要用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来完成相关工作。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因此,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来解决转型难题是危险的。相反,要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政治改革、法律制度改革等都是转型的重要方面,解决转型难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回应。


第二,改革虽然是艰苦的,但不能推延与逃避


改革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可能躲避,那些难题迟早总要解决。对于改革,想首先指出,不可能存在没有牺牲的改革,尤其是那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这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可以因困难而被一时推迟,却不可能永久地拖延下去。现在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而永久推迟。今天你可以说让我们明天再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吧。到了明天,你又可以说到后天来解决也不晚。但你不能永远这么说。总有一天,问题必须解决。而且不断拖延、代价高昂的改革,其结果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日积月累后的代价也会更为高昂,更使决策者没有勇气做出果断改革的决策。


 不错,如果改革者想有所行动 ,那么采取的行动一定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但事实告诉人们,代价高昂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认为在客观评价改革艰巨性的同时,改革者应具有改革的勇气,采取适当的改革步骤、通过公开透明的改革来破解改革难题。


改革者应具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对于改革的负面影响,应客观认识,不应片面夸大。夸大改革的消极面既会打击改革的信心,也会成为一些阻碍改革者的最好借口。特别在产生强大的改革需求时,应该迈出果断改革步伐。这如同在手机投入使用之前,你不会需要手机;在没有电脑前,你也不会想使用电脑一样。在自由成为可能前,我并不知道自由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只有在开始逐渐获得自由后,对自由的需求才不断膨胀。当你获得了一半,你就希望获得全部。在我第一次踏入中国饭馆前,我对中国饭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光顾过中国饭馆后,我就开始喜欢中国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过去的改革方式给这一点以最好的诠释。


改革顺序是重要的。我并不否认需要有政治智慧来寻找一个更好的顺序。改革确实应采取适当的顺序。我区分了两种所有制改革战略:战略A和战略B。战略A指的是由下而上的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的战略。战略B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快速的私有化。这里我比较的仅仅是所有制改革。对于两种战略,我并没有采取多维度的比较方法。战略A与战略B都是从所有制改革角度出发,而不是指价格改革、宏观政策或政治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有制改革大多采取的是战略B。这里可以比较两个改革齐头并进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捷克采取了战略B,匈牙利则选择了战略A,匈牙利与捷克在改革战略上存在很大不同。我认为匈牙利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是正确的,而捷克的选择就不怎么正确。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也做得不错。中国首先允许私人部门发展起来。我对此举双手赞成。这绝对是正确的。



两种转轨战略的比较


战略A  (有机发展战略)

1.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

2.以出售为基本手段,使大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

3.必须防止国有企业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4.必须优先考虑能够产生核心所有者的企业出售方案;

5.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强化金融纪律,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防止国有企业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战略B  (加速私有化战略)

1.最重要的任务在于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尽可能快地消除国家所有制;

2.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采用认股权证等形式的无偿分配;

3.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4.不强调私有企业自下而上地发展和提升新生私有部门的地位;

5.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自动硬化预算约束,因而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公开、透明使改革简单化。改革者往往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尤其在面对代价高昂的改革时,沉重的压力会使改革者更为犹豫。而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可以大大简化传统模式下复杂的改革。决策者需要向公众公开提供一些选择,并清楚、全面地说明改革的各种后果:如果选择走这条路,那么将获得哪些社会成就或经济成就,还会付出哪些代价;如果你选择了那条路,将会有哪些收益,将会付出哪些成本。除了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得失选择,也应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社会方面的得失选择。即使不告诉你必须这么做或那么做,至少也在每种选择上贴上价签,标明包括经济得失之外所有的得失。这样公开、透明的改革并不要求改革者去欺骗谁而承担良心上的谴责,也无须让改革者承担独断决策带来的沉重负担。(作者:雅诺什·科尔奈;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大转型》一文原载《比较》第17辑,本篇为全文第三部分,腾讯思享会受权发布,发布时有删改。)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非常关注,为了探究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解释中国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显著差异,他倡导就此问题召开一次圆桌会议。2005年1月14至15日,题为“市场与社会主义——中国与越南的经验和启示”的会议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在中国大陆和当时在海外任教的许多著名中国学者吴敬琏、钱颖一、李稻葵、许成钢、王一江、田国强、张维迎、崔之元等,以及欧美、越南的经济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历史、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学、金融市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课题向会议提交了多篇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科尔奈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和《比较》编辑室的邀请下访问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讲演和学术讨论活动。这是科尔奈教授继1985年参加巴山轮会议、1999年访华后的第三次访华。在华期间,科尔奈教授以《大转型》为题分别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做了专题演讲,参加了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与《比较》杂志联合举办的比较经济学学术交流会,并接受了《比较》编辑肖梦的专访。《比较》编辑室综合科尔奈教授此次在华演讲交流的主要观点与内容。时过10年后再看这篇《大转型》,依然处处闪耀着科尔奈的睿智和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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