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广东中山“沙溪警方在线”的官方微博发出悬赏20万的公告，寻找沙溪局部骚乱的组织者、打砸抢者线索；还是6月29日，由四川什邡宏达集团投资104亿元的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四川什邡举行，该项目是什邡市历史上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本地电视台隆重报道项目开工典礼的次日，什邡发生了连续数日的抗议活动。
    广东中山一案起因于重庆籍少年和沙溪本地少年的冲突，继而引发骚乱；什邡一案则是一场居民抗议钼铜项目的维权运动。从公民自媒体发布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来看，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血冲突。
    
    群众事件发生频仍 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这只是两个近期的个案而已，但却可以大胆地说，当下中国已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密集发生之后的质变期。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2005年一度下降，但从2006年起又开始上升，最近五年来更是在规模和类型方面有新的变量。
    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项目的大规模集体“散步”（为规避新闻审查，大陆民众以“散步”指称“游行集会”）、大连反对PX项目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这其中，有诉求模糊的大型集会（多数演变为骚乱），也有诉求明确的反基层政府腐败的政治抗争以及同样诉求明确的环保运动，还有劳工纠纷。尽管这些集体行为类型不同，但它们都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表征，指向的是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积怨，如果未能有效释放这些社会能量，基层社会治理将面临信用破产的危险，进而威胁威权体制的稳定。
    针对群体性事件应运而生的“维稳体制”也紧绷到了一触即发、濒临崩溃的边缘。
    
    “维稳体制”烧钱 将受经济增长制约
    
    中国维稳体制所维系的这种稳定被学者称为“刚性稳定”，与“韧性稳定”相对。也就是说，依靠强力维稳的社会稳定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维系这种稳定的要素产生变化，那么，过去被强制手段钳制的社会矛盾将会集中爆发，社会治理的局面将更加被动。
    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维稳体制的强力手段，首先靠的是可观的维稳经费来维系。每一次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出动警力，都是地方财政的一次“出血”。
    根据乌坎事件中流传出来的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内部讲话视频透露，警力经费支出是由地方政府买单的。而目前地方财政所依赖的土地增值及地方经济产业结构，都存在着内在的局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经济发展停滞，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根基将受到动摇，强力维稳困难度将增加，恐将出现维稳队伍指挥不动的尴尬局面。
    近年来广东出现的城乡结合部局部冲突、小规模骚乱已经昭示着经济增长面临放缓、停滞的发展低谷。这是产业结构发生转移的必然，而广东作为三资企业最为集中的经济发达地区，自然是“春江水寒鸭先知”。因此，表面看来，尽管新塘、沙溪骚乱呈现为本土与外来工的族群冲突模式，但其内在核心仍然是经济问题。广东吸纳外来农民工的历史由来已久，过去并没有产生这种剧烈的土客冲突，也一向被誉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一般认知上，“广东不排外”早已名声在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就开始出现了近年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情况，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困顿，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诸如广东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便出现大批农民工失业或返乡。
    然而，困难在于，“二代农民工”不同于“一代农民工”，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是几乎回不去的一代。“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回乡还能务农、自在生活，很多的二代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他们也不会种田，爱打游戏，时髦但经济不宽裕，崇尚消费主义，追求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元。吊诡的是，城市也并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们，户籍屏障、教育培训机制、医疗社会保障，没有哪条能够为他们的转型和上升空间做好铺垫，在此情境之下，一旦经济萧条，他们容易陷入绝望。
    调研广东的多起局部骚乱，跟“二代农民工”或失业滞留城市，或开工不足、收入增长停滞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而城市在福利保障方面经由户籍屏障将这些打工者排除在外，基层治安管理的治理方式粗暴，对外来工多有盘剥，这些矛盾在累积，因此，往往一点点小火苗也能燃起社会怨恨的大火，沙溪冲突就有人无奈地戏谑是“一个芒果引发的血案”。此类诉求不明确的群体事件，学者于建嵘称为“泄愤型群体事件”。
    
    地方治理模式落后 跑不赢自媒体时代
    
    乌坎事件的妥善处理引起多方面关注，有人希望推行乌坎模式。有评论乐观地评价说：“乌坎农民今年1月～2月进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进一步说明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广东不采取行政压制，而采取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方式来化解社会冲突，改变了目前中国由上往下实现强制管理方式，为中国协商民主化道路点明了一个新的方式。”
    然而，可能不少人忽视了抗争政治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组织能力、动员方式可能影响着官方的处置方式。根据我的了解，乌坎所在的潮汕地区，其乡村格局与诸如湖南湖北等内地乡村生态可能很不一样，这恐是乌坎模式推广时会遇到的问题。
    由于宗族社会的强大，乌坎村民实际上避开了官方一直压制和警惕的公民自组织管制管道，通过宗族事务、乡村礼俗的日常共处，建立起了村民自治的权威和领袖人物，而不是等到了维权运动发起才临时寻求维权领袖或者干脆就没有组织者，陷入混乱无序。乌坎的有理有节有据抗争模式，乌坎维权领袖坚韧的人格魅力都在动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连潮汕妇女拜神的日常礼仪，都在抗争运动中转化为一种令官方不得不屏息凝视的抗争剧码。
    上述特质和条件，在年轻人和男人都外出打工的内地“空巢乡村”，恐怕不多见。正如台湾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们所言的，“运动作为一种自我教习”，需要在长期的自组织自治练习当中获得。而空巢乡村几乎失去这样的机会，他们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人口红利优势的一颗螺丝钉。
    观察近日的什邡事件还可以看到，抗争运动中，除了维权者的技术含量高低之别，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的治理思路，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什邡政府网站发布的致公民的公开信中，出现大量诸如“别有用心”、“包藏祸心”、“捕风捉影”、“鼓动”、“不明真相”、“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革命年代的词汇，可以说，基层政府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革命党遗留下来的那套时时刻刻紧绷着一根“敌我矛盾”的弦。即便来到了新媒体微博，什邡公安局发布的通告，依然组织策划抗议行动定性为“非法集会”，表示将要“严厉惩处”。
    对于维稳体制来说，几乎不需要区别合理诉求的维权运动与泄愤型的骚乱，只要有集体行动，官方的逻辑很容易想到政治对抗、敏感事件，地方官员害怕被追究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责任，为保乌纱帽，强力压制往往成为首要选项，什邡警方也承认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等非致命武器驱散人群。从当地公民自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也的确有部分民众受伤。
    
    让民众练习表达 维稳焦灼方有解
    
    观照台湾社会，台湾的社会运动走过一条曲折艰辛的道路，真正的转折期在于民主化。
    民主化改变了抗议行为的意义，抗议成为常态的社会现象，而抗议处理也从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仅就环保运动而言，台湾“环保署”在1994年曾经承认，“动辄以危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会安全为由，让行政院紧急公害纠纷处理小组任意介入，则将引起诸多疑问，甚至造成激化公害纠纷事件，以争取政府高层重视的反效果。”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事件，台湾的官员在民主化之后逐渐意识到，例行处理才能避免环境抗争演变成为政治事件。
    这一思路对大陆的社会治理应当是有深刻的启发的。
    在群体事件高发持续近20年的今天，执政党应当清醒意识到当前的困境，来自于合法性危机。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所分析的，在一个以法理实现政权合法性的国家，诸如英国发生的骚乱，政府即便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也不会危及执政合法性，依然得到主流媒体和社会精英的认可。这是因为，在民主国家，“采取暴力手段抗议是非法的”有着普遍的社会共识，而在转型中的中国，反抗力量一直在美化暴力，认为暴力对于威权政府是一种合理抗争。这便陷入了对峙和社会治理的恶性循环。
    因此，启动政治改革，还自由予民众以练习表达社会抗议，是化解当前维稳体制僵化胶着局面的唯一选项。如果中央政府不考虑推动政治改革，不考虑如何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主流媒体重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频发的群体事件，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使中国完成良序的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新新闻》专栏 1322期201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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