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实习生 郭琛 田香凝
发自：山西临汾 2013-03-21 10:54:59 来源：南方周末

杨万忠的卧室。事发后，警方在此处搜出多枚雷管和弹药。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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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有争议的经济纠纷，让前兵工厂车间主任成为了资深上访户。他曾希望通过行贿来兑现他的利益。极端的选择产生于一系列挫败后，爆炸声响起，无辜女大学生成为了牺牲品。而他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两箱“水果”

炸药在上面的水果箱里，而下面的纸箱则装满了石子，引发装置连接两个箱子。只要两个箱子分开，拉扯雷管，便会引爆炸药。

两箱“水果”是2013年2月16日19点被放到襄汾县政法委副书记李应勇家门口的，摞在一起，一上一下，像是春节走亲友的礼品。

炸弹在李家门口潜伏了四十多个小时。过去的几天里，李家没人在家，直到2月18日15点，一家人从太原归来。

李家所在的地税局家属楼位于襄汾县城振兴路一个僻静的院子里，从院门口到街面得走过一段二百来米的巷子，院里有两栋四层的红砖房，李应勇就住在南楼三单元一层西侧。

李应勇一家去太原，主要是陪女儿李燕（音）参加外语考试。正在念大学的李燕准备申请出国留学。邻居介绍说，李燕很安静斯文，平时在外念书，很少在家属院看到她。三人看到家门口的水果纸箱，以为是过年亲友赠送的礼物。

“水果”没有在开门的时候爆炸，因为20岁的女学生把两箱水果一块抱了起来。

据南方周末记者从襄汾警方获得的信息，炸药装在上面的水果箱里，而下面的纸箱则装满了石子，引发装置连接两个箱子。只要两个箱子分开，下面的箱子便会因为重力拉扯雷管，引爆炸药。

李燕把两箱“水果”抱进了屋里，放在了客厅靠近厨房的地方。

旅途劳顿，进门后李应勇坐在沙发上，佝着腰身擦拭皮鞋上的灰尘，他的妻子则进了洗手间。女儿开始收拾纸箱。炸弹爆炸。

“爆炸当时，只感觉到地皮一颤，我家房门上的玻璃裂开一条口子，但没有碎。”住在家属院门口的白洁（化名）回忆说，当天她并没有察觉到李家三口是何时进入院子的。她冲进院里看到，李家和邻近几户的窗户都被气浪推开，院里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玻璃渣子，爆炸引起的大火还在燃烧，原本的红砖外墙已经被熏黑。

李燕当场死亡，李应勇和妻子逃过一劫。大半个县城都听到爆炸声，“政法委副书记家中爆炸”一时震动这个小县城。在排除煤气爆炸后，“情杀复仇”的推测不胫而走，李应勇曾两度离婚，众人开始时怀疑爆炸与此有关。

爆炸案在春节发生，公安部及山西省市主要领导都亲自过问，山西省公安厅长刘杰也多次指示。主管刑侦的公安部五局还派出专家组到临汾指导破案。

经过近二十天的侦破，公安机关确认案发前出现在现场附近的一辆号牌为晋A60153的蓝色富康轿车有重大嫌疑。顺藤摸瓜，排查出襄汾县襄陵镇黄崖村人杨万忠有重大作案嫌疑。

据黄崖村民介绍，公安是凌晨进村的，干警们带着警犬包围了杨万忠居住的废弃石膏粉厂。杨万忠正在核桃树林里浇水，并没有抵抗。随后，警察们从其住处搜缴雷管411枚、猎枪子弹26发。“怎么会是他呢？”没有人理解为什么会是杨万忠，他和死者李燕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恩怨。

前兵工厂主任的官司

杨万忠觉得这种“子债父偿”的做法不合法。另外，他认为该案从欠款数到司法程序上都存在问题。

“父亲69岁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是他做的。”杨万忠的大儿子杨晓兵说。父亲是退休国家干部。杨晓兵出生于1968年。2012年秋患胃癌后，他做了胃部全切除手术，和父亲一起生活，一直在家养病。案发前，杨家并未发现一丝征兆。案发之后杨万忠回到家里也很平静，被抓前他还带着邻居去县城买了核桃树苗，和邻居一起商量浇地春耕的事儿。

杨万忠很快便坦承一切，向办案人员交代自己制造爆炸案的经过。他并不认识李燕，本意也并非伤害她。3月18日，杨万忠在会见聘请的律师时，称“自己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根据杨万忠保留下来的日记、法律文件和上访材料显示，他的“冤仇”始于一桩1997年的经济纠纷案件。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裁定。

“如果没有16年前的那个经济纠纷，父亲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杨晓兵一直觉得是自己连累了父亲。十多年前，杨万忠还是一个受乡里尊敬的退休干部。

杨万忠是1944年生人，他出生的襄汾县襄陵镇黄崖村位于汾河冲积平原的边缘，背靠着太行山脉。这里离“苏三起解”的洪洞县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程。1961年，杨万忠参军，跃出农门。在宁夏部队服役5年后，1965年转业回到地方，成为长治市兵工厂的工人。

“他工作比较认真，后来就被安排在了车间主任的职务上。”杨万忠68岁的妻子侯秋梅回忆，杨万忠到兵工厂的第二年，他们结婚了。杨万忠正是在兵工厂接触到了制造武器的技术，身为车间主任他必须熟悉各个环节的工艺。侯秋梅说杨万忠话很少，一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丈夫在兵工厂具体是做什么的。

1974年，杨万忠回到襄汾县当时的城关公社担任武装部长一职，这时候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村民梁敏敏介绍说，那时候经常看到杨万忠挎着枪袋回村，在路上跟人和气地打招呼。1981年，杨万忠被调回襄陵镇，之后负责过一段时间的“严打行动”。1984年，他开始担任襄陵镇副镇长，主管工业。

“我父亲是那种很古板的性格，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没有交际，很吃不开。”杨晓兵说，他从来没见过父亲收礼或者去给别人送礼，为此家人很不理解。杨晓兵当兵复员，父亲并没有给他安排。杨万忠有个表兄弟在邻县财政局任局长，杨晓兵想去“找门路”，最终因为杨万忠开不了口作罢。

1997年前后，杨万忠从副镇长的位置退休，回到黄崖村。没有工作的杨晓兵开始做些发运焦煤到外地的生意。这一年成为杨家的转折年份。

从1997年5月开始，杨晓兵的生意持续了7个月，焦煤被运往江苏常熟一带。而发运业务，杨晓兵则委托给了襄汾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襄汾焦炭发运站。生意往来间，杨晓兵欠下了发运站45564元运费。1998年1月，父亲杨万忠也开始从事焦炭发运生意，没想到他买下的两万多元的焦煤正准备装运时，却被襄汾县法院扣下了。

原来，襄汾焦煤发运站站长师贵生以个人的名义，在1998年1月19日向襄汾县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理由是杨晓兵欠他钱。次日，师贵生又向当地法院以企业的名义起诉了杨万忠父子。之后法院开庭，一审杨家父子败诉。

杨万忠觉得这种“子债父偿”是不合法的。他与儿子杨晓兵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人。另外，杨万忠认为该案从欠款数到司法程序上都存在问题。他决定上诉。临汾市中院随后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将案件发回襄汾县法院重申。但此后，官司一路从县里打到了山西省高院，最终获得的裁定仍是维持原判。

翻来覆去的官司，使得杨家家境败落。为了支付诉讼费用，杨万忠卖掉了村里的两处房产，包括一处瓦房和一处窑洞。而且，长年累月的诉讼还给他带来新的负担，存在襄汾县火车站仓库的焦煤需要雇人看守，两年下来工人的工资就花费了33000元。

退休干部成访民

杨万忠还招来了生平第一次牢狱之灾。2004年，因为上访，杨万忠被襄汾县检察院批捕，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

“公家总有说理的地方。”退休国家干部杨万忠开始上访。杨万忠先后到临汾市、山西省政府上访，无果。之后他又数次到北京上访。

杨晓兵说，大约从2002年开始，杨万忠的工资卡就再也领不到工资了。每次，杨万忠去劳动局问，都被告知钱被划走了。杨万忠家里变得越来越窘迫。

2002年，为了攒钱继续上访，杨万忠当起了羊倌儿。他向亲友借了6000元买了五只小尾寒羊繁育。爱面子的杨万忠并不在村里放羊，他将羊赶到临汾飞机场附近的草地。侯秋梅还记得，数九寒天，杨万忠就住在机场旁边的破砖窑里。侯秋梅也进城谋生计，在工地上给人家筛石灰，“那灰尘呛得人眼泪直流”，她筛一晚上，工钱是二十元。后来，她转到酒店，给厨房择菜洗菜。

后来，小尾寒羊养成了，市场价格却低得惊人，活羊一斤才七毛钱，算了算，杨万忠还亏了钱。为了省钱，杨万忠节约到几乎吝啬的程度，他可以半年都吃水煮萝卜，“整个人瘦得皮包骨”。

因为上访，杨万忠还招来了生平第一次牢狱之灾。2004年，因为上访，杨万忠被襄汾县检察院批捕，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

转机出现于2008年9月。前来调查临汾溃坝案的中纪委调查组进驻襄汾县，并问起了杨万忠的案子。“可能是父亲不知怎么将材料送进了中纪委，被领导看到了。”杨晓兵说。

临汾市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了电话。2008年11月19日，杨万忠将材料送至临汾市政法委执法科，交到了科长杨建利手上。“不出三个月给你调解。”在杨万忠留下的笔记里，他记录下当时杨建利给他的承诺。杨建利要求杨万忠调解期间不要上访。杨万忠还写下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然后就回到了村里。

2009年8月20日，襄汾县人民法院举办听证会，对杨家的经济纠纷案进行公开听证。之后，由临汾市委政法委、市中级人民法院、襄汾县委政法委、县人大法工委、县政协、县信访局、市县两级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律师组成的评议团作出评议结论。当时官方的报道显示，“评议团成员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进行评判，使听证会的各方都心悦诚服”。杨晓兵说，当时评议结论说协调解决杨家损失，即看护焦煤工人的22个月工资。

对于这个结果杨万忠也比较满意。后来的日子里，杨万忠精神了许多，经常到临汾市政法委执法科去问落实情况。之后，杨建利给杨万忠写了一张条子，请襄汾县政法委“依照原听证会结论，协调解决”，同时希望能解决杨万忠工资被扣的问题。

条子的承办人正是襄汾县政法委副书记李应勇。

下跪

杨万忠没有钱，每笔也就二三百元，给临汾市政法委里的人送的最多。

原以为能很快看到结果的前兵工厂车间主任杨万忠很快就发现自己又一次撞到了墙上。

2011年4月13日，襄汾县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杨万忠工资卡上的14900元存款转存到法院名下，之后每月的工资除留下500元作为杨万忠的生活费外，也要划拨到法院账户，直到扣足杨万忠所须缴纳10万元赔偿款（包括欠款和诉讼费用）为止。事实上，杨万忠并没有看到留存的500元生活费。

“他不是以没时间安排，就是以第三人不到场没办法等理由推脱，踢皮球，不给我解决。”2012年7月11日，杨万忠写下了《求救信》，信中说在听证调解结论出来三年里，他往临汾市政法委跑了113次，襄汾县政法委跑了31次，襄汾县法院跑了7次。杨万忠住的房间至今还保留两份杨万忠去襄汾县政法委的会客证。

侯秋梅还记得，丈夫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往临汾市政法委跑，自行车是15块钱从废品站里买来的。“这些年他忍不下这口气，跑来跑去，连车祸都发生了三次。”2012年冬天，杨万忠从临汾市政法委骑着自行车回家，在离家不远的汾河大桥被轿车撞倒。侯秋梅记得杨万忠的自行车扭成了麻花状，衣服被扯破了，屁股也被刮得血淋淋的。老头告诉她，算了，不要告诉孩子们，口气很是沮丧。

侯秋梅说，杨万忠想不通相关部门久拖不办的缘由，有人提醒他是“该送礼啦”。十几年的官司，杨万忠欠下了近六万元的债务，哪里去找钱呢。侯秋梅说，亲友们都被借遍了，他们想到杨万忠都是快入土的人了，也都不敢借。为了找到钱，杨万忠甚至借了部分高利贷。

记账是杨万忠几十年的习惯，平时买个“三块钱的酱油，五块钱的面条”，他都会记在日记本上。杨晓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看到父亲的日记本上有多笔给有关领导送礼的记录。杨万忠没有钱，每笔也就二三百元，给临汾市政法委里的人送的最多。不过这些记录在警方抓捕杨万忠时，都给搜走了。

每次送完礼，杨晓兵都会发现父亲心情会好一点。2012年中秋节，杨晓兵见到父亲特别开心。父亲告诉他，到襄汾给政法委李书记送了一千块钱的礼，李书记说会很快给我落实解决问题。之前，杨万忠打电话给李应勇问情况，李推脱说他父亲在住院。

根据襄汾警方内部人士透露，杨万忠向公安机关交代曾送给李应勇2000元钱，但李应勇对此并不承认。

2013年3月18日，拘押中的杨万忠带话给儿女们说，2012年年底他到襄汾政法委求李应勇践行诺言，他一度下跪请求李应勇可怜，但李并没有理会。杨万忠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

按照时间推算，正是在下跪无果之后，杨万忠开始实施报复计划，他计划中的目标并不止一个。他开始利用自己当武装部长时存放在家中的炸药、枪弹等制造炸弹，原来兵工厂的知识被重新回忆，两箱“水果”，简单的引爆结构，对他而言，并不困难。

作案前，最后一个见过杨万忠的家人是他的二儿媳李建玲，当时是2月16日的中午，她送孩子去上学，杨万忠穿着黑色的棉衣，沉默地坐在屋中。下午五点前后，她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想去襄汾一趟，想要借她的车用一用。李建玲赶紧打电话给帮自己拉货的司机苏云（化名），后来就由苏云开着车直接去家中接杨万忠。

苏云载着沉默的杨万忠穿过安静的襄汾县城振兴路，驶入了地税局家属院，院门口和院子里的电子眼都拍到了这辆太原车牌的蓝色富康车。苏云并不知道车里的老人要做什么。

在一片暮色中，杨万忠搬着两个水果纸箱伪装的“礼物”，站在了李应勇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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