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5日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回答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一时，对文革极左思想的提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此后，中国著名左派激进网站、中国“崇毛派”的一个重要社区——乌有之乡不能直接访问，引发热议。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自称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有之乡近期的主要理论家，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宏良把乌有之乡从“中左变为极左”、“篡夺话语权”，这被媒体称作，在“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乌有之乡”发生分崩，内部出现分裂。

　　在接受法治周末专访时，杨帆谈了乌有之乡内部思想的变化以及他对整个左翼思想发展局势的判断。

　　杨帆：乌有之乡前身是经济学“非主流派”

　　法治周末：您自称是乌有之乡网站创始人之一，那么，在初创时，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参与创立这个网站的想法是什么？

　　杨帆：乌有之乡最初是一个书店，网站是韩德强（时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在2003年创办的。但是从1994年到2003年，在网站创办之前，我们已经共同参加9年思想斗争。从思想意义上讲我是创始人之一。

　　我不是网站的创办者。创办是做具体事情的人。

　　法治周末：这9年的思想准备，您能大体概括一下吗？

　　杨帆：概括说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就是“中左”。我们当时是反对“极右”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论争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2004年取得彻底胜利。这10年，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中左”的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

　　乌有之乡成立是有9年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和这些人参与的，是早有基础的，所以不能割断历史。当然，具体做事是范景刚（乌有之乡网站创办人之一）他们做的。但参与这个网站是有一些固定学者的，参与学者的主体部分就是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所以，乌有之乡思想的前身我认为是经济学“非主流派”和几个文化学者。前期我起主导作用。

　　法治周末：具体说，您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支持？

　　杨帆：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在经济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

　　最早是1994年，我和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起支持朱镕基搞宏观调控。后来1998年，主要是我和余永定一起反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件事就我们俩人敢说不贬值。我是经济汇率专家啊。

　　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后，我们提出国家安全，就是中国的经济安全。2003年反对张五常和2004年通过网络反对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后来和高粱提倡战略产业。以后全都进入中央决策，为社会所公认。

　　所以说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是创办乌有之乡的基础一点错都没有的。思想和人脉的基础都有了。韩德强找我们成立书店的时候，斗争已有七八年。韩德强是晚一辈儿，他们现在不尊重我，我是很生气的。我出来教训他们，是以创始人的身份教训他们，我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

　　杨帆：我和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是不是为文革翻案

　　法治周末：乌有之乡网站创办后，您觉得它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经济学“非主流”派？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响了。2006年，来了一个“三种人”（“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整天在那里讲，刚开始讲毛泽东，后来讲“文革”，越来越不像话。后来我坚决把他赶走了。

　　法治周末：但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出和您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重庆发生了系列事件后，左派内部分裂和摆脱之争，您怎么看？

　　杨帆：不是重庆事件以后，而是以前。

　　我和他们进行了很多斗争。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讲我在2011年是怎么批判极左的。这个过程中，我请了很多人来谈，我写了好几万字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对他们的批评越来越厉害。

　　我说，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会成为历史闹剧，因为文革是一场悲剧，大家跟着毛泽东干了10年之久，那时候大家还是很真诚的、很努力的，但是就是错了。这是一场历史悲剧，如果现在再搞就不是悲剧，就是闹剧了。

　　我这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讽刺他们。凡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会在历史上出现两次，一次是悲剧的形式，就是把有价值的、崇高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在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还要演一回，就是一出小丑戏，就是历史闹剧。我刚说完没多久，就出现了王立军进美国大使馆的事件。

　　谁要再说我见风使舵，我是不客气的。当时的风就是极左

　　法治周末：就是说，您在乌有之乡内部一直有争论和交锋？

　　杨帆：那当然了。

　　法治周末：那有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彻底决裂？

　　杨帆：彻底决裂，去年七月份基本就决裂了。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是一致的，或者骂美国，骂的很过分。这些事情都好商量，都是爱国主义立场。但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件事就是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说的非常坚决，实在不行就告到中央去。

　　后来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来了就赶不走了，他带了一些人帮助他骂人。集中发表文章，控制局面。极左的人越来越多，慢慢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了，逐步地把我边缘化了。

　　去年7月份我和张宏良开会吵了一次，会后我分别和他们都谈了话，谈了不止一次，但他们都不听。这反而激怒了我，我是创业的元老，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几个重大的事都是我策划的，使左翼事业取得胜利，说实在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法治周末：你跟他们的根本分歧，就是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吗？

　　杨帆：这个可详细看我博客中对中左和极左的区别。我们根本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和个人矛盾，不像韩德强说的，我是什么爱听谁的话就跟谁好，不爱听谁的话就不跟谁好。说这种攻击的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都想掩盖真正的斗争内容。不能对我人品进行攻击啊。

　　我坚持的有两条：第一条，中左和极左的区别就是不能给文革翻案；第二条，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释，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去概括、解释。现在大家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右派，都认识的很清楚，区别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概括。极左派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搞了资本主义、搞了私有化，产生了腐败，而且有美国的阴谋、西化和分化，这样讲就等于否定了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用什么理论来概括是重要的。

　　杨帆：重庆模式客观上刺激极左思想崛起

　　法治周末：现在整个社会对文革的错误都有共识了，但温家宝总理还是强调说，文革有可能重来。根据您所经历和观察、思考到的，您觉得极左思想在这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机遇和环境是什么？

　　杨帆：这是从2005年开始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极左的发展。

　　第一点，就是2004年我策划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论争），这次论争彻底打掉了极右派，赢的很彻底，这实际上是中左思想的胜利。后来，我们在修改物权法取得胜利以后，右派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这时左派就开始出现骄傲情绪，就是赢的太彻底了，左派不成熟，开始骄傲自满。

　　这时候就出现了左派理论家，用极左理论来概括，把这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而且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其实是我干的，我又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就把功劳弄到他们身上。

　　2004年，这场斗争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相差很远。这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篡夺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领导权，来篡夺我们的话语权和侵占我们的胜利成果，也排挤我们。

　　第二点，就是新左派的崛起。他们从国外留学回来，把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们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多人都很受中央的重用。

　　新左派实际上是引进西方左派的理论，但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他们片面强调“中心”和“依附”论，说中国这30年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被国际资本控制，等等，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三点，国外因素，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中国崛起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大家都有点欢欣鼓舞。奥运成功了、GDP世界第二了，所以政治改革也不要搞了，用不着搞民主了，这些都是新左派说的，而且中央很愿意听他们说。

　　由于美国和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相对崛起，就觉得美国不行了，中国现在什么都挺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重庆模式的刺激，关键还是这一条。重庆模式把左派给聚集起来了，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三派把极左的因素集中到一起，所以去年下半年极左有一个突然的崛起的态势。

　　在这以前，我以为也没什么危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他们也是非主流，非主流也没多大危害，人家说也不能不让说，谁让中国社会出这么多问题呢，批评和制约作用也是需要的。但是去年下半年，他们认为有了领袖，北京的这些左派和重庆联系起来。所以去年下半年是极左的一个突然聚集和崛起，一下子就起来，确实很危险。所以，我和他们进行很多斗争。

　　杨帆：乌有之乡应该对极左思想负责

　　法治周末：我注意到你既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从乌有之乡到重庆模式，这些年您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现在您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杨帆：我自己是没什么变化的。上世纪80年代我是中右，绝对的改革开放派，上世纪90年代我变成中左就是由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我的思想没错。到重庆模式，我还是中左思想，可是重庆不听我的，非要往极左走。这点我以为是很大的错误，也是很大惋惜，如果听我的也不至于如此惨败了。

　　重庆模式是一个民粹主义模式，做的很大胆，很有效。前三年还是很有成就，不能把前三年的成就给否定了。但是这个民粹主义模式不能持久，内在矛盾也很危险，所以必须控制住，做完之后要赶快转。在打黑取得成果以后，就赶快转向民主法治。

　　2011年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晚了啊！中央和全社会已经对它不信任了。如果早转半年重庆模式有可能成功。所以，我还是抱一个很遗憾的态度。失败后中国要么走向极右，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要么就是走向民主。

　　法治周末：您觉得重庆模式里，左派发挥了什么作用？

　　杨帆：这里面主要是薄熙来个人的责任，也有北京极左派在里面瞎闹腾，所以转型失败，或者没想要转型。我建议它应该向右转，他们没听，所以去年下半年形成很危险的极左，向文革模式发展。应该说，重庆模式还不是文革模式，而是一种民粹主义模式。文化革命是最极端的那种民粹主义模式。

　　张宏良在2012年千人元旦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已明显地在向文革转向。客观上已经组织了“毛派共产党”，这是一个组党的行为。张宏良提出“抓汉奸运动”，这是一个文革模式，而且已经在做了，只不过由于王立军出事没做下去。所以有人说乌有之乡只是言论，我不这么认为，它有行动了，应对极左思想负责。

　　法治周末：那么，在您看来，重庆对左派又意味着什么？

　　杨帆：去年左派这么轻易被极左绑架，而且现在两个月了，他们还没出来，这里面确实有重庆的作用。

　　以前世界上的左派运动主要因为有苏联的存在，还包括中国革命的胜利、中东国家的胜利、不结盟运动的胜利等，背后都有一个政权实体的支持，光是几个理论家说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去年极左一下子崛起主要是由于有一个重庆存在。所以，他们思想上陷的深、组织上有联系、经济上也不干净。

　　无论中央对薄王怎样处理（我是希望宽大处理的），极左的社会基础必定要被清除。应该在北京成立文化革命纪念馆，组织学习，再一次彻底清算文化革命。

　　当然，也要批判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他们的恶劣表现，拿老百姓不当人，才激怒了社会舆论，使那么多人回头去寻找文化革命的思想资源。

　　这也说明我们目前的主流思想是苍白无力的，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性。经过这次极左回潮以后，必定应该正视现实，进行重大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让民主的左翼和自由的右翼能够互相制约，走向健康和谐的社会。

　　杨帆：中国左翼思想受到致命打击，极左出局

　　法治周末：您觉得经过今年一系列事件，中央和舆论对极左的否定，这给中左和左派带来什么影响？

　　杨帆：这对中国整个的左派和左翼思想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所以下一阶段的斗争基本是在右派内部展开，左派已经出局了。

　　现在左派的状态，我很失望。去年极左绑架了整个左翼，到现在还没纠正过来。到现在王立军事件两个月了，整个左派就我一个人能够有反思的能力。如果说我不是左派，那么就一个也没有。极左绑架了左翼到现在没出现反思，他们还在控制群众控制舆论。王立军一进美国大使馆我就知道，这时候不管重庆模式也好，还是左翼将一败涂地。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要赶快认错检讨，承认失败，自己要起来清除清除极左的人和思想。现在整个左翼还是被极左绑架而不能自拔，这样下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我已经把路指出来了。大家应该重新的组合，重新的站队，清除极左思想。我们把左派定义为社会主义者，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和右派去争论，坚持在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必须加上民主、法治，这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左翼要回归到这个路线上来，这样中国的左翼还有存在的价值。

只要世界上有资本、有美国、有两级分化、有腐败、有弱势群体，左翼思想就有存在的价值，只不过代表人物要换了。 　　第二个情况也可能发生的，极左继续控制左翼。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左翼的运动都受重大挫折，最后整个左翼就没有了。 　　所以有两个情况，打掉极左，极左没有了，中左还有；另一个连中左也没有了，中左根本发展不起来。现在整个左派不仅失语而且失去了正常思维。 　　现在我不乐观，主流的地位肯定会在很长的时间让位给右派 　　我杨帆没错，我还是尽了我很大责任。但是左翼是重大失败，没有三五年是恢复不了的。 　　法治周末：您觉得这会在国家决策层面上产生影响吗？ 　　杨帆：肯定会的。但情况比较好的是，现在右派比较成熟了，右派已经吸纳了左派的一些东西，决策层也在吸收左派一些合理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右派内部的斗争，中右要民主，极右不要民主，继续镇压劳动人民，走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 　　法治周末：中国现在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而左右之争耗费多年，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超越左右之争的局面。 　　杨帆：超越不了，现在是左派失败。看左派能否清除极左重振旗鼓，右派能不能比较理性吸纳左派的东西，如果这两条能做到，那就是超越左右。如果左派不反思，右派不吸收，那就是极右占上风，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 　　我不好说是哪条道路，我尽个人的责任就好。 　　法治周末：您现在对整个左翼局势的看法是什么？ 　　杨帆：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前几天的一个感受，这些领袖们完了。左翼仍旧被他们控制不能自拔，没有人敢于出来反驳他们。这样绑架下去，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极左派别，他们基本都没有逃脱出来，我曾经期望他们能够自我反省，没有想到他们反而策划，群体围攻谩骂我。他们这些人可以回去当教授. 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人理他们，也都五六十岁了，退出历史舞台。这两个月的表现说明这些人不行了。整个中国思想界会向右跨一大步过去。 　　就剩下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说话永远没有错,永远也没有用，在大学教学教书可以,  指导中国实际不行。 　　还能说话的，就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后左翼可能就是他们，但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成不了多大势力。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和特定的政治人物联系起来都是可悲的。 　　我呼吁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和群众放下包袱,  清除极左思想的控制,  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删节版发表于《法治周末》，此处刊发的为原文。原文链接：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E6%96%87%E5%8C%96）

来源: 法治周末 | 来源日期：2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