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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吴思诡辩“血酬”惊呆了社会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7-06-19 点击:

吴思诡辩“血酬”惊呆了社会

2017-05-14 关敏 逻辑与正义
当朝鲜以核武器绑架他国和朝鲜人民,遭到绝大多数人民谴责和抵制。当吴思把这种绑架和抢劫诡辩为“血酬”的时候,居然有许多人叫好。公然美化暴力抢劫的歪理邪说在中国流行,震惊了地球。
 
一.“血酬”是“世袭制”特权谬论
 
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众所周知,卖血的农民获得“血酬”,结果他们得了艾滋病;可见,“血酬”是畸形现象。吴思说:“土匪冒死卖命,被绑架的人则是掏钱买命……那么,这种卖命钱或买命钱如何称呼呢?我曾经想过十七八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后来就想到‘血酬’。”
 
吴思说:“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这是匪夷所思的类比,工资、利息、地租都来自交易行为,可是暴力劫掠不是交易,怎能混为一谈。交易是双赢,劫掠必有一方是净损失,赃款怎么成了酬报?受害人付给加害人报酬?荒谬。劫匪获取的收益,应叫“血赃”。“血赃”变成“血酬”,故意使暴力合理化。对黑社会的信徒来说,血酬就是杀人的“报酬”。替他人当杀手,当然要获得“血酬”,就像那过去的“投名状”,今天的“捞尸费”。当然,这种“血酬”也是个别的暂时的现象。如果人人皆去获“血酬”,也就是人人皆去巧取豪夺,这社会早就都灭亡了。遗憾的是,吴思硬要把这畸形的“血酬”合法化,与工资、利息、地租混为一谈,充分暴露了他的黑社会心态。
 
记者问道:是不是可以说,潜规则讲的是“官场”,而血酬讲的是“匪道”?吴思答:“其实胜者为王败者寇。很多官家的东西追溯本源,也是来自血酬。刘邦和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拿什么激励将士卖命?想想现在拼人力资源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拿什么激励员工卖力?给员工一些期权,干好了,将来公司上市,大家手里的股票增值,人人发财。打天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生意,特别需要这种激励制度。一旦打下江山,贡献最大的封王,其次封侯,最底层的士兵,按照刘邦的政策,也给你分几亩耕地。什么是贵族?就是拿血本换来的值钱的身份,好比可以带来回报的股票。清朝的铁帽子王每年干拿上万两银子,世袭罔替,那就是在吃他们祖宗的血本。清八旗的普通士兵也有固定收入,人称铁秆庄稼。皇家子孙就更不用说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皇粮国税就是创业血本家打天下的回报。我说透了历史。”
 
吴思宣扬的“皇粮国税就是创业血本家(与“资本家”相对应)打天下的回报”;就是韩愈的思想:皇粮国税属于皇帝所有,老百姓必须完税,否则格杀勿论。吴的意思是:血本家的子弟就应该吃祖宗的血本,享受“血酬”,皇帝和贵族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吴思用“血本-血酬学说”来复辟“血统论”,还称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具有同样划时代意义,真是荒诞不经的!
 
吴思既不是经济学者,也不是一个政治学者,是个学中文侃大山者。他的书剽窃了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权力与繁荣》某些观点,但境界却低得出奇。
 
经济学的价值是指满足人的需要,是对人有益的主观价值。马克思所说劳动价值是指人的体脑力付出即痛苦程度即客观“价值”。马克思根本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所以,马克思的价值跟其他经济学家的价值不同。毛寿龙说:“吴的自然价值论到最后往往都变成客观价值论;吴的阶级论、阶层论在方法论上都是集体主义的,本质上是在马克思那儿。”秋风说:“奥地利学派提出主观价值理论,这个主观价值理论提出来以后,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驳斥剩余价值理论》,然后马克思吓得不敢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三卷,最后在恩格斯的催促下硬着头皮出版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他的前两卷事实上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整个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自己也承认了。它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使用的都是整体性的概念,都是在讨论阶级,问题在于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利益是个人的,而不是阶级的利益,阶级在哪儿,你根本就找不到。”
 
马克思污蔑资本家是剥削,工人并不这么看。今天的中国,资本家的收入是合法的。可是,吴思硬要把抢劫犯的赃物说成是收入,这是“父子相隐”的相互包庇,把非法诡辩为合法。
 
吴思的书中还有一条所谓“定律”: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他还煞有介事地罗列了几项成本。第一项就骇人听闻:“良心,同情感和正义感”。一个绑匪撕了票,没人能看见他的良心,但吴思却认为这是绑匪付出了良心成本。姑且假设,强盗第一次打劫,良心成本很高,失去了做好人的机会。那么,他第二次打劫,还有良心成本吗?上一次他的良心都泯灭了,难道会自动长回来?按照这种良心成本的说法,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要比正常牛奶成本高很多,良心都搭进去了,最好卖得贵点,否则亏本。吴思还有一项成本更诡异:人命。他将付出这一代价的过程叫“卖命”。按照阿尔钦的定义,“成本”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放弃的东西。可是,“生命”不可能是成本,因为一个人把命都放弃了,他就什么也得不了。只有“防范死亡”或“护卫生命”才有成本。对强盗来说,盔甲和盾牌是成本,他们的命不是。但吴思不这么想,他一步错就步步错,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血酬定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这完全是精神错乱,“生命”交出去,都死翘翘了,还要“生存资源”干什么?恐怖分子当“人肉炸弹”,用命来换的也不是什么资源,那是永恒的天国。
 
2009年3月21日,吴思在北京政法大学(蓟门校区)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析框架》的主题演讲。他说:很多同学、很多学者看了“血酬定律”以后都说我这个人没良心,不讲道德。我认为,要给道德一个适当的估计,它既不是强大到战无不胜,也不是弱小到什么都不是,它究竟价值多少(“道德价值多少”=“道德值多少钱”,典型的阿飞口吻,括号内的评语为关敏所加)?第一是“道德成本”,古人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赞成“性善论”,人天生就是有道德的……
 
(典型的谎言。吴思反对“性善论”。他对记者说:“在我的自我感觉里,血酬定律其实比潜规则更精彩,说出了更要紧的东西,而且是‘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的东西。猴子冒死争夺猴王的地位,由此获得进食和交配的优先权,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它们心里完成了生命与生存繁衍资源的权衡和换算,有胜算就争,就打,损失惨重就不争。这种权衡的历史比人类本身还要悠久,也是普遍存在于动物心中的常识,但是把这个意思说明白可不容易。”既然人人皆象猴子争王位,何来性善?)
 
吴思讲了半天宋朝人吃人,人就是“两角羊”、就是牛羊,他的道德成本就是“不讲道德”嘛。可是吴思怕别人说他“没良心”,还讲了一通“盗”理。真是一个“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狡辩大师呵。一个诡辩家占领了大学讲坛和文化市场,是社会的耻辱。
 
二.经济学以道德基础,不可能以绑架欺诈为基础
 
梅哲仁《为吴思辩护》说:请记住经济学的定义:“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经济学实证分析是不涉及道德、价值观念。吴思先生只是大胆的选择了别人不愿意的方面进行研究而已。
 
这是典型胡说八道。道家粉丝溪谷也胡说:道德主义给人类带来黑暗,唯有向钱看才是正确的。典型的唯利是图。经济学研究的商品与劳务都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为前提的。“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是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交易的双方是自由平等的,这就是正义的道德观;让消费者满足就是价值观,消费者越满意就越愿意多付钱。而“暴力抢劫”的土匪“劳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吗?
 
近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被中国人视为“自由发财及发展经济”的吹鼓手,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斯密绝对不会赞同把暴力、欺诈当做谋生的手段甚至当作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斯密确信,宇宙是上帝设计的、创造的。斯密的“经济人”主张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是坚决反对抢劫的。他主张国家就是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和仲裁者,履行打击欺诈、抢劫等危害市场运行的犯罪活动,因此,说经济学的“不涉及道德、价值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亚当・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相比《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更为深远。温家宝总理曾五次推荐《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主张正义是自由的前提,正义比自由更为根本。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社会所要求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在遵循正义条件下的自由。他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没有仁慈,社会固然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却仍然能够存在;但是,不公正的盛行则必定使社会完全崩溃。”斯密断言:“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总是准备相互破坏和伤害的人们中间。当那种伤害开始的时候,当相互间的愤恨和敌意发生的时候,社会就将土崩瓦解。”
 
要使自利不变成负面的自私行为,有必要订立能促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公义的法规。沃哈恩根据斯密的所有著作(包括由学生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法学讲稿》,指出斯密关注的焦点是权利,而正义的论题则贯穿其所有著作中。“离开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种市场都不可能运作”,“只有当竞争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之(间)进行,市场才最有效率、最为公平”。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中所说:“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起着三种作用:权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

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给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告中特别提到:“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dimension)”。经济学大师森说,这一论断的信息基础太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伦理层面,规范性研究、福利经济学从来就是经济学的一部份。在经济学发展成现代经济科学的过程中,实证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应当庆贺,但相对地规范研究却往往被忽视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因而才有“重建”一说。即使是那些不研究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Friedman),能说他们没有道德关怀吗?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与人们的道德价值密切相关的,经济学不涉及道德判断是极端错误的。
 
众所周知:暴力、欺诈绝对不是什么资源,资源是对人类有利的东西。如果说暴力是人类的资源,那么核武器越多,就意味着人类资源越多。联合国干嘛要制裁伊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发疯了?
 
欺诈更不是经济资源!如果欺诈也是一种资源,梅哲仁应该多喝具有欺诈性的三聚氰胺毒奶。暴力、欺诈更不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以暴力来配置资源,那就是抢劫、暴力奴隶制,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以欺诈配置资源,那就是坑蒙拐骗,那只会导致社会的毁灭。休谟说: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于野蛮和孤立的状态,那种状态比起我们所能设想到的社会中最坏的情况来,要坏过万倍。所以,Z国社会就2、300年大毁灭一次。
 
三,吴思乃为虎作伥巫师
 
“血酬定律”无法解释暴力集团执政后获得的长期稳定的收益,吴思又发明了“法酬”。他说:法酬在经济学中似乎不存在。这是收费-公共产品之后的剩余。这是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所吃的剩余价值。“法酬等于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
 
在吴思那里,税天经地义属于统治集团所有,这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种说法。在西方,税属于人民群众所有,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依然属于人民群众所有,当然不能作为“法酬”成为官僚集团的囊中物。吴思还把“隐形世袭”、特权收入啊,称为“法酬”,也就是合理合法的报酬、合理合法的享受。
 
且不说“血酬定律”无法解释美国的独立战争、英法革命以及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连中国历史上反抗暴力的正义行动也无法解释。“国人暴动”并非想得到什么“血酬”,而是为了反抗周王的贪得无厌的剥削压迫。又如: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反清力量也是“暴力集团”。但没有这个“暴力集团”,我们恐怕至今还要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年那些奋不顾身的仁人志士,难道只是为了得到“血酬”和“法酬”吗?
 
在经济学里,有很多对暴力和强制行为的解释,但都是将其作为“交易秩序”的外部威胁来看待的,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历史中频繁的豪取强夺现象,米塞斯这样说道,“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是因为他们深信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唯一手段。”他认为,这类行为既是动物本能,也是“无知”的结果;不是“经济计算”,恰恰是不懂“经济计算”。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合作与分工的好处,通过市场交换满足需求,有了更多“经济计算”,文明才得以进步。为此米塞斯反对功利主义的解释,他说:“对于那些不是市场买卖的事物给以金钱的估价,用那些不涉及实际的妄断的项目来作计算,那是毫无意义的。”他还强调,“人、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面,保持生命与健康是目的,而非手段,不是计算程序所考虑的问题。”
 
归根结底,吴思的错误还是源于那个古老的偏见——商场如战场,一方获益依赖于另一方的损失。其实稍微动下脑子,就知道这是错的。社会生产的模式是分工,人与人的合作,不是食物链的关系。市场是共赢模式,参与者各有所求,也各有所得,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种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由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至今仍在大众舆论中占据主流。像长平说的“资本是贪婪的”,木心说的“商业极权”,梁文道说的“市场经济带来阶级剥削”等言论,都是这一偏见的变种。简单说来,它就是对商业社会的仇恨。
 
吴思将“掠夺”等同于“交易”,并不是对暴力的赞颂,却绝对是对市场的贬低。他甚至将盗匪比作资本家,说他们“追求血酬最大化”,这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拙劣模仿。实际上,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本身就隐含着恶意,似乎企业家为求利润不择手段,任意妄为。但现实并非如此,企业家没有什么手段使“利润最大化”。真正能决定他们获利多少的是消费者。如果企业获利丰厚,那也是远见或运气的作用,并不是用了“最大化”手段。只有强制行为,才可能通过压榨对方而获取“最大化”收益。但企业家和资本家没有强迫谁,他们获利是通过消费者的自愿选择,吴思将他们与盗匪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诽谤。
 
吴思的“血酬”“法酬”“潜规则”不过是一些黑社会的行话,正迎合了国人“敲诈他人一笔”的黑暗心态,与经济学毫无关系!
 
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指出,在人类的文明进程里,有一支蔑视商业活动和物质财产的同盟军,里面有两种人,暴徒和信徒。暴徒靠抢掠和剥削为生,践踏他人财产权;信徒则巧舌如簧,为各种强制行为粉饰,以“公共”的名义将其合理化。在古代,他们是酋长的匪帮和巫师。在今天,他们是政治领袖的军队和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为不事生产,所以对生产与经营者,包括商人和劳动者,总是不怀好意。他们以一副道德家的面目出现,强调生产关系的不和谐、市场的不完美,只是为了便于让强权插手,从中渔利。吴思的“血酬定律”证明了他就是其中一员:巫师型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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