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岁末，窗外大雾，心情压抑。忽然间想起了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先生，不禁悲从中来。先生85岁了，不知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知道，他的心情也不会好的。

　　 我生于僻野，少也孤陋，上世纪80年代李先生执思想界牛耳、全国青年望风景从之时，我才不满十岁，自然无从知道先生。90年代初，先生去国赴美，国内沧海桑田，我更无从知道先生。直到2008年，我小住沪上，问及朋友牛二波：“当今之世，哪个中国人的书最值得读?”他答：“你可以读读李泽厚。”

　　 二波乃隐逸之士，读书既多，见识复高，他推荐李泽厚，我于是听真了，回头就买来了李先生的几本书读。哪知道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以至于读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以至于在此后一两年我读光了李先生在大陆出版的所有著作，而且不是读一遍，他的很多书我都读了两三遍。

　　 一

　　 钱钟书说，你吃鸡蛋就行了，何必要见到下蛋的老母鸡。我不这样看，果如钱先生所言，古时读书人之间的交游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见到老母鸡是有助于加深对它下的蛋的认识的。

　　 读李先生的书越多、越深，我就越想拜谒先生，好在他每年夏秋之季都会回国住几个月，就这样，我在2010年8月17日见到了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分配给他的宿舍里。房子不大，客厅甚至有些局促。先生怕冷，时值仲夏，他在家里不开空调，穿着睡衣，身上还搭一条毛巾被。他回答了我关心的所有问题，末了我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他在香港出版的书能否送我一套。他在香港出了两本书：《告别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他家里只有前一本，转身就送了我，且答应下次送我后一本。

　　 对话录后来辗转发在《南方周末》，反响极大。李先生的朋友、学生看到后，也纷纷表示赞赏，认为我的提问和李先生的回答均好。李先生也很欣慰。前两年他出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还托出版社编辑征求我的意见，最终把那篇文章收进了新书的附录里。

　　 通过这次访谈，李先生觉得我还比较用功，对他的思想也比较了解，因此也很愿意与我继续交流。此后，他回到美国，我就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请教问题。比如，我想研究清末改革是因何覆灭的，列出了李鸿章、梁启超、杨度三个研究对象，他就建议我研究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处晚清军政、外交要冲，一生务实，非他人可比。国内出了一套《李鸿章全集》，售价24000元，我向他感叹价格太高。他说，研究李鸿章也未必要读他的全集。

　　 李先生著述宏富，包括美学、哲学、儒学、思想史等领域，我总以为当下的中国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就想与他做一次长篇对话，先生也同意了。我拟了近200个问题，发给他，他打印出来，在纸上做了简要回答。但他又觉得过于简要，还是决定暂不传真给我，待他日见面我们再详聊，哪知道直到今日，这一计划也没有完成。原因是，他的身体不好，每次回国，我打一两次电话，知道他身体染恙，就不便再致电叨扰了。

　　 2012年我们又见过一次。那次陈明、干春松、唐文明等教授请李先生茶叙，先生让我也去参加，他还专门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给了我。他们聊的是儒教，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茶叙结束，我扶先生回家，趁机才问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路上闲聊，他问我对王蒙的看法，我说，“王蒙进不了文学史”，他笑了。他对国内文学界关注不多，问我国内是否有出色的作家，我给他推荐了刘震云，因为刘震云是时代的批评家，老辣、幽默，他听得很认真。

　　 两次面谈，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媒体人和企业家寄予厚望，反而看不上国内的学术界。特别是2012年这一次，我们在他家楼下惜别时，他明显流露出对我们媒体人的殷殷期盼。我对国内的一些事情表现得有些急躁，他说，不要急，小步走，慢慢来。

　　 2014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李先生也出了新书《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新见迭出。他在国内待了几个月，还到上海的大学做了一个讲座，谈公正问题。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问他对范曾等人流传广泛的诗作的看法，以及他之所以关注公正问题是否是因为中国到了必须正视公正问题的时候了，他的回信相当简洁：近来老病相侵，不想说任何话。我理解他的心情，更希望他保重身体。

　　 二

　　 多年以来，我总是追问谁堪称中国当代思想家。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李泽厚是，而且，舍他之外，难有第二人。我拜访过不少学者，一些人认为，李先生已经过时了，李先生是可以超越的。我以为，这基本上是一句废话，你倒是拿出超越他的作品来呀!

　　 在我看来，一个人要能称得上思想家，他的思想必须达到四个标准：原创性、体系性、现实性、历史感。以此衡评李先生，哪一条都做得非常好。以此察诸国内学者，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原创性，几人能够?

　　 与李先生同辈的学者中，王元化先生知名度很大，但王先生提出过什么原创性的观点吗?海外华人学者中，余英时先生堪称人中龙凤，但余先生主要还是一代学术大家，而非思想家。余先生的新著《论天人合一》中的主要观点，李先生30年前就提出来了。我这样说，并非厚此薄彼，事实上，余先生是思想性很强的学者，李先生是有学问的思想家，二人努力的方向和禀赋不同而已。对中国来说，有思想的学者和有学问的思想家都稀有，也都极有必要。那么，相对年轻的一辈学者呢?秦晖先生庶几近于李泽厚，尤其是在现实性和历史感方面，二人都甚为着意。但秦先生至少缺少一本提纲挈领式的理论著作。我曾当面向秦先生提出建议，希望看到他的纯理论式的代表作，他也表示有此写作计划。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学界师友众多，不少人也写出过相当好的著作，也带过我很大启发，之所以做出如上论定，并非抹杀师友贡献，更非存意造次，还望知者谅察。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李先生的政治思想。不过，李先生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成为思想家的，因此他的很多论述只负责提供一种宏观视角，点到为止。比如，他提出的中国进步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固然是对的，但他并没有详细论述这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论述每一步完成的标志是什么。

　　 李慎之先生在冯友兰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主张对冯友兰的思想要“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这是相当高明的主张，强调的是后来者创造的主体性。我今日之悲怆，一是因为李泽厚先生多年前提出的问题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二是因为尚未有本土思想家能接着李先生讲。

　　 时代需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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