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论点，我们可以说是政治论点，既不恰当，也与本案无关。法律是本法庭的唯一偶像，而不是治外法权的归还或取消，我宁愿行正义——虽然这样做也许会构成废除治外法权的障碍——也不愿意歪曲正义，如果这样可以加速或促进治外法权的废除”。——吴经熊

　　

　　 1924年5月15日，在国外著名几所大学求学四年后，意气风发，年轻有为的法学家吴经熊打算回国。在写给他的良师益友，大法官霍姆斯的告别信中，他这样写到：“去启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无乐者欢乐，使工人获得基本工资，使无房者有住处，掌握生命并将它引向更纯净的通道——这些问题是我要致力于解决的。”他相信中国将要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将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他这样安慰老师，“您可以确定，您播的种子将会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获得丰收。”

　　

　　 某种程度上，吴经熊的确实现了他当初的理想。看他回国后一连串光鲜的履历就能知道大概，1924年担任东吴大学教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顾问，1927年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8年任立法委员、司法院法官，1929年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1945年任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委，1946年任驻教廷公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他在中国法学界可谓声望日隆，有媒体称赞他审判是“所罗门王坐在审判席上”，民间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他为“吴青天”，他的妻子去商店购物被人认出，店家说任她挑选商品不用当场付现金。

　　

　　 1929年夏天，他升任首席大法官后，又审判了著名的“卢雷特案”，轰动上海和国际法学界。当时的被告律师费须尔博士威胁说：假如审判者对外国人太苛刻，便会延迟或阻碍治外法权的取消。对此，吴经熊的回答针锋相对：“你的论点，我们可以说是政治论点，既不恰当，也与本案无关。法律是本法庭的唯一偶像，而不是治外法权的归还或取消，我宁愿行正义——虽然这样做也许会构成废除治外法权的障碍——也不愿意歪曲正义，如果这样可以加速或促进治外法权的废除”。1930年，他辞去法官的工作，开办律师事务所，因为上海人都早已知道他是深谙法律的法官，蜂拥而至，门庭若市，争当他的客户。仅在开头的一个月里，就收到了堆积如山的案子，他一个月的收入就超过了4万美元，比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还要多。这位年轻的民国大律师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整日地交际应酬，不日不夜，沉湎于酒色算命之间。

　　

　　 在《超越东西方》这本吴经熊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年生活的忏悔。但是这种忏悔不仅仅是自省之中的幡然醒悟，而是皈依天主教的结果。这本自传的奇特之处在于，这不是一本法学家的自传，而是一本天主教徒的忏悔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在写自传，而是在书写他的“灵魂之旅”。法学只是他人生途中众多兴趣和爱好的一种，或者说是他的尘世修行的手段，正如他的学者身份，翻译《圣经》的工作，都是为了寻找彼岸的生命困惑。而我的阅读困惑是，为何他的人生经历如此大的转变？

　　

　　 坦白说，这本自传乍眼看有点像书市中大行其道的灵修书和心灵鸡汤读物，尤其是其中的语言的过于华美和咏叹调的句子，以及部分章节中的书信与日记的拼凑，都容易产生轻视的印象。但是对一个享誉国际的法学家的皈依之旅，我还是产生了很大的阅读兴趣。1936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忏悔：“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不太完善。书本？你越博学，就越是被人的智慧的清淡无味所烦扰。科学？它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这部分使得我们狡猾如蛇。官位？你爬得越高，你的人生就越空虚。钱？我曾挣过大量的钱，但这并不使我感到幸福。健康？它是好，但只是你建立人生大殿的基础。名声？我也享有，但唯一的好处只是我老婆出去买东西不用付现钞。女人？我也曾有够多的女人……”所以在长期的心智浪游后，他决定回到上帝那里，“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他们的意义”。

　　

　　 后来他又解释自已为何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尽管他是一位律师，却总是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他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这也解释了他何以偏爱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而反感19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更重要的是，这个经验使他不喜欢儒家的礼主义，而全心同情基督。他首次读到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神却叫人活”时，他说他就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1937年12月18日，他用“浪子回头”描述皈依时的情景，他说是“盲目地搬到在门槛上，全身被摔进了光明之屋”。也许我们不能对他灵魂的悸动与喜悦感同身受，但是阅读他心灵狂喜时写下的那些文字，仍然有一种孤独的灵魂找到家和母亲的感觉。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吴经熊皈依天主教之后的巨大变化，翻译《圣经》就是一例，1947年担任驻梵蒂冈教廷大使是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外交史第一次有一位天主教徒代表一个非天主教国家”。

　　

　　 如何理解“超越东西方”的说法呢？读他的著作，有调和中西方法律观念的，“国际法是中国地方法的一部分”；有调和中西方宗教的，“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成了我的教师，将我带到基督那里，这样我才能找到信仰中的正义”；有翻译中西方著作的，最典型的是翻译《圣经》的同时，他也把《道德经》、唐诗、禅宗翻译介绍到国外；当然，最为根本的是，吴经熊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为他在中西方之间担任文化大使提供了最好的明证。所谓跨越东西方，其实就是“在你的光明中我们见到光明”（《旧约·圣咏集》）。

本文链接：思郁：一位法学家的宗教皈依——吴经熊的信仰之路,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