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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国政治模式能走多远?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7-04 点击:
 
  方绍伟,旅美独立学者,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等多部著作。最近他推出新书《中国不一样》,对中国政治模式进行了分析。此专访即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专访于6月9日以书面形式进行。
  问:一般说到中国模式,都是指经济方面。您是怎么想到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与解析中国模式呢?
  答:中国模式的问题不在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要害的问题是特定经济战略、经济政策、经济模式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历史上,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不缺,但问题总是出在,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缺乏使之得以延续的政治保障,问题总是出在“专权任性”和“人亡政息” 。所以,不从政治方面来研究与解析中国模式,得到的结论就不可能是反映事情本质的结论。当然,更重要的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模式,这就是不同于以往终身一党制的“限任一党制”模式——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只允许最高领导人在任两届的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这种“限任一党制”模式的经济体现。
  这种模式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尊长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又不同于传统独裁共和制的、五位一体的全新政治制度——“限任共和制”。这里的“五位一体”是指限任制、集体领导、法人永久性、先锋党和尊长制五个制度特性。
  问: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否定唯GDP论,经济停止增长了,中国会怎样?
  答:经济发展的绩效合法性,确实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但它不是唯一基础,暴力合法性(军权)、传统合法性(打江山者坐江山)和制度合法性(限任一党制)也都在起作用。否定唯GDP论,并不必然导致绩效合法性的丧失,因为,否定唯GDP论的要害不是口头否定,而是制度否定。现行的体制还没有出现制度否定唯GDP论的影子,实际的情况是,口头上说“要否定”,不是制度上安排好了“在否定”。
  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从10%的阶段进入7%的阶段,这个时候谈停止增长可能还不现实,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还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已经形成刚性,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和需求创造能力也不容低估,尽管能力不意味着效率。当然,很多人在开始谈论中国的财政危机,其实这种危机西方也存在,对“限任一党制”来说财政危机只是技术问题。
  问:中国的这种模式,稳定性到底如何?
  答:“新共和”的“五位一体”是从共和制的角度说的;如果从一党制的角度说,“限任一党制”则有“四化五制”的具体特征。
  “四化五制”是“首脑限任化、党权集体化、高层法治化、入党开放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
  简单地说,“限任一党制”在中外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绝后”,至少也是“空前”。到目前为止,东西方的多数研究者都低估了“限任一党制”的创新特性和生命力。这当然好理解,因为大家的价值理性都压倒了认知理性,大家的认知理性都让自己的愿望给吞没了。
  “限任一党制”的稳定性来自“四化五制”所产生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传统的个人集权模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模式,它只能以终身专权、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延续等方式告终,无法解决老迈昏庸和后继无人等要害问题。相比之下,“限任一党制”的稳定性来自于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一种法人永久性与限任重复性的巧妙结合,并且具一种集体相互问责的连续性。
  “集体相互问责”的含义,可以用博弈论来解释。在博弈论里,中共的“中常委限任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小规模重复博弈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信息的高度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好显示在小集团内部的高度真实。在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欺骗和隐瞒等等“一次性宰割”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不仅会完全消失,而且相反还会出现“肝胆相照”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小规模重复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利式自我强化。可以把小规模重复博弈的结构所导致的动机和行为,称作“同舟效应”,它是一种同进退、共荣辱的同舟共济现象。
  在互利式自我强化的逻辑里,你说的“形成的时间也不长”不是问题,“要改变它应该就更快”则是不可能的。
  问:在笔者浅薄的见识看来,民主改革本质上与经济改革类似,是政治的市场化,正如经济市场化以后,中共其实并不一定吃亏,事实上他们赚的更多了,为何会难以推行政治的市场化?
  答:“经济市场化”并没有改变举国体制的本质,所以问题不在经济市场化,问题在于经济市场化的计划性。就像以前的阶级斗争是一种“计划斗争”一样,现在的经济市场化也只是一种“计划市场”。因此,经济市场化的本质不是市场化,而是计划的对象从阶级斗争变成了市场。所以我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行政型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本质不是市场化,那你就不能指望会有什么“政治市场化”,存在的必然只有“计划政治”。只不过,以前的“计划政治”是终身一党制,现在的“计划政治”变成限任一党制了。对党来说,只有党权最大化不吃亏,其他的花招必然只赔不赚。进入“计划市场”是钱的问题,走出“计划政治”则是命的问题。
  问:一些专家也说,对于中国现在政治的困局,缺的是一个临门一脚的人。那么现在来分析,中国会出现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大家都不希望人治,却对临门一脚的人极度渴望,在幻想着“圣君”呢?
  答:我说过,在限任一党制出现前后,文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在限任一党制形成之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戈尔巴乔夫。辛亥革命史值得一读再读,临门一脚的人也好,圣君也好,不希望“人治”只是意识层次的观念;在本能的层次上,我们中国人有的只是一种单一权威情结。所以,在单一权威缺位时,我们有一种本能的焦虑和不安,并且会因此争斗,我们的信仰和规则,都是顺着而不是逆着这个本能的。中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自己的意识与本能的自我对抗。
  问: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那必然会是会走向强人政治吧?比如邓小平当年那样,现在好像再也难以出现这样的人物了吧?
  答:强人政治的时代可能过去了。“限任一党制”可以靠制度的自我力量去自我强化,“常人政治”可能会习以为常了。这意味着说,中国人的单一权威崇拜会有所变化,现在是“七龙治水”。
  问:如何保障中常委新老双层制,梯队接班制等并未明文规定的,如何能够制度化?事实上,这也是均衡下的结果,有无可能一天失衡了(假设薄熙来成功了),从而失去这种“五制”?
  答:除了党章,2013年5月27日,中共发布了两部党内法规,即《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但是,高层的制度化不必是明文规定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是“不成文惯例”。
  “五制”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其特点是或明或暗。但在限任制的问题上,年龄限制、任期限制、同级年头限制等等,都存在内部书面规定。
  “四化五制”的特点是“自利强化”,“薄熙来现象”当然还可能出现,因为接班人的“酝酿推选”总会让某些人心理失衡,但现在的“三任同舟传大位”能镇住局面,苏共终身一党制的崩溃逻辑,在“限任一党制”这里完全无效,几乎所有研究苏共崩溃的人都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
  问:这种接班人的挑选,遵循了哪些标准,或者受哪些因素影响,如何能够保障质量?
  答:接班人的标准并不神秘。从“胡赵”(胡耀邦、赵紫阳)到“江胡习”(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正反的标准都摆在那,最关键的当然是围绕着“党权最大化、鼓励忠诚、推动绩效”这三个中央高层核心行为目标。具体的标准,无非就是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主要方面。
  问题在于,“梯队接班制”及其所包含的“在职培训”,接班人的可选范围和余地都扩大了。与君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可选范围优势;与民主制相比,“梯队接班制”有更大的“在职培训”优势。
  这里还存在新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执政核心”与“遴选集团”的比例问题,这个“遴选比例”越低,意味着“执政核心”越小,“遴选集团”或“党员规模”大,接班人的产生就越顺利。规模大还意味着竞争更激烈,而竞争更激烈则必然导致更高的政治忠诚度。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一直暗中在中国起作用,那些“缩小党员规模”的建议,显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问:官二代频发(小的官二代很多,大的也有,如邓小平的孙子、胡锦涛的儿子),隐形世袭,这是否会给党统治的合法性,带来什么影响?如何遏制?
  答:隐形世袭服从的是裙带关系的逻辑,但现在,能力、资历、年龄、忠诚度、个人形象等五个方面也在起作用,有的人再怎么隐形也上不去,隐形世袭不可能超脱一个“隐形共识”。但是,即便裙带关系占主导,合法性问题也不会激化,因为,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对裙带关系不仅能够容忍,而且还不耻于公开或半公开的炫耀。当然,大家忌讳的是像薄熙来那样的自我标榜和自我膨胀。至于如何遏制,其实不可能,隐形世袭包含着“知根知底”的政治忠诚逻辑,在其他方面相近的情况下,隐形世袭对党来说更安全。
  问:现在一些地方试点的聘任制能够破解隐形世袭吗?中国要实现官员与官吏的去特权化,有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答:在“限任一党制”的中高层,委任制和选任制的使用,压倒了考任制和聘任制的使用;官员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压倒了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补救性责任也压倒了惩罚性责任、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问题还是回到了从属型的“政法党”本质。官员去特权化是不可能的,特权化本身就是政治忠诚所必需的。特权当然也与党权的范围和程度有关,但是,对特权的软制约与“党权最大化”的逻辑一致。党权重要还是廉洁重要,答案明摆着的。如此,去特权化就反而显得不可思议了。中国的现实很冷酷,所以只有冷酷实证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吉瓦瓦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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