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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莫道洪杨噩梦远 信仰缺位毛教来——《倒转“红轮”》读后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6-16 点击:


  一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老朋友金雁教授的新著,书名叫《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在916街头微暴的背景下读这本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什么叫916街头微暴?当然指9月16日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这次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实质上就是一次街头暴动的微缩版。但最可怕的还不是所谓街头暴动,而在于暴动的锋芒,往往指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显示其巨大的破坏性盲目性。

  “宁愿华夏不长草,也要夺回钓鱼岛”;“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不是私下的戏言,这可是游行队伍中堂而皇之的大幅标语,各大城市不约而同,明显出自组织行为。这样粗鄙的大幅标语居然可以进入公共空间,居然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大幅标语下那一张张嘻皮笑脸,说明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根本不知道这其实是在羞辱他们自己。难道一代人的文化心理真变得如此贫瘠?让人真心恐怖。

  更恐怖的是,这种狠劲并没有停留于言论,居然付诸了行动,而有了电视连续剧般无数狂暴的镜头:滚滚烈焰中颓然倒塌的日资企业,闹市区甚至政府门口日系车的累累残骸,被暴徒砸破头颅的无辜车主……,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生疑:这还是和平时期吗?这人心,这国家,还靠得住吗?

  所有狂暴镜头中,最让人惊诧的,是学者韩德强的暴行。游行队伍举着毛泽东的标准像、喊着怀念毛泽东的口号扬长而来,路边一位八旬老人刚一句“怀念个屁”,韩德强马上从游行队伍中冲出,对老人劈头两大巴掌。暴行浊浪排天,竟连八旬老翁也不能幸免,而且施暴凶手竟是本应知书达礼的堂堂北航教授,事后还竟然得到2270人联名支持。人伦扫地,至此夫复何言!

  红歌红像红袖章,把城市几乎变成红海洋;亢奋的暴徒、升腾的烈焰和淋漓的鲜血,把街头几乎变成了战场。置身于那场景,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仿佛自己一夜回到了文革。用金雁的书名《倒转红轮》来概括,该是何等的精准。

  如此,则金雁的那本书,岂不就成了一个隐喻?这隐喻的实现居然来得那么快,恐怕是金雁本人、也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其实,这红轮倒转的趋势,是早就抬头了,最早应从重庆发端。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大打红轮牌,重庆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则被视作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有组织的公权暴行屡屡上演,譬如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譬如罔顾司法程序的大规模黑打。等等。但因为打着毛的旗号尤其是毛均贫富的旗号,而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颇有市场,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红轮倒转,是所谓重庆模式最重要的特征。这对整合和提升毛派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毛派按人头算,规模并不小。但缺有魅力的领袖,缺明确的路线,缺统一的组织,总之缺整合机制,高度碎片化。重庆模式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模式成了整个毛派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毛派公认的教主。

  从此,毛派开始形成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全国二百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去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当代中国的“水晶之夜”似乎指日可待。一时人心惶惶,很多企业家和意见领袖都开始做移民准备。只是因为薄熙来的突然崩盘,所谓“二次文革”才胎死腹中。但毛派并不甘心胎死腹中,要做最后的挣扎,这便是916街头微暴的全部来由。

  对毛的盲目崇拜,及盲目崇拜支配下“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原始的暴力冲动,是916街头微暴鲜明的精神胎记。以反日爱国为名,伤害的全是自己的同胞,侵犯的全是私权包括生命权,可见他们“宁愿华夏不长草”、“宁愿华夏遍地坟”的口号真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不惜砸烂一切。幸亏中产阶级强烈抗议,终于引起政府重视,才在最后关头即918前夜作出强力反应,迅速控制和彻底扭转了局势。

  二

  辛辛苦苦三十年,差点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就是916街头微暴给笔者最大的震撼。对916街头微暴可以有很多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分析。但是,在笔者眼里,916街头微暴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政治学的、不是社会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而应该主要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它事实上意味着三十年教育的破产,三十年文化的破产,三十年精神建设的破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讲一个微博上的故事。腾讯微博有个网友叫木然,真实身份是东北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在微博上感慨,他的很多学生关心时政,忧国忧民,很好的年轻人。但就是不能跟他们谈毛泽东,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只要谈到毛,他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没有任何判断力可言,只有肾上腺素起作用。别的都好说,就只在毛的问题上,木教授跟他们不存在任何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毛就是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的上帝。

  大学生如此,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绝大多数信众如此,916街头微暴期间捧着毛像上街的绝大多数信众,又何尝不如此。可以说,崇拜毛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尤其底层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信仰毛第一是路径依赖,能够接轨亲切记忆即接轨他们过往的精神资源;第二在当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毛仍属于政治正确,并因为政治正确能够保障政治上的安全;第三是毛平均主义和造反有理的主张能够解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能够满足他们抗议现实的需要。别的宗教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三种需求,信佛固然安全,但太逆来顺从;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吧,又比较另类,文化隔膜、种族隔膜且具政治风险。

  显而易见,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而言,只有毛教是最本土、最短平快、性价比最高的信仰产品。毛教因此广为流行。其信众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从来弱势的他们,因为毛教的加持而强悍起来,只要以毛的名义,干什么都理直气壮,哪怕像韩德强以后生而暴打八旬老翁,在他们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他们会认为,那是老翁冒犯他们的神在先。而冒犯神当然是最严重的罪行,任何惩罚都不过分。这就跟无意中冒犯某些原教旨主义教徒的禁忌而遭致命追杀,是一个道理。

  这即是说,对毛的崇拜已经具备了民间宗教形态。尽管低级,尽管粗鄙,尽管怪诞。但对信众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看重的,只是它的实用功能,即它填补了信仰市场的巨大空白,满足了任何别的政治或宗教的力量所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

  这精神需求,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向来是没有地位,不受重视的。本来,人不是猪,不是吃了睡睡了吃,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个小教堂。然而官方只信奉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的无神论。三十年改革开放,实际是整个社会转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没有了意识形态,但也没有任何信仰,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利益成了支配全部社会关系的惟一元素。但是,利益追求是没有上限的,所谓欲壑难填。在正常国家,这问题主要通过信仰来解决,用信仰来平衡人们的利欲,用信仰来约束利益冲突。但这信仰的力量中国并不存在。结果,财富愈增长,人们对财富的驾驭就愈失控,利欲就愈恶性膨胀,利益冲突就愈升级,人与人的关系,整个社会关系,就愈是紧张,人们也就愈是痛苦。

  最痛苦的,是被快速发展的列车所抛弃的巨大的底层人群。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最强烈,也最无助最无望。而愈是痛苦,就愈需要信仰来安慰和疗治。这就为乌有之乡和薄熙来再造红轮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不能不承认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高度敏感。他们发现了民间尤其底层人群的信仰空白,马上对传统毛教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作为替代品及时抛出。传统毛教本来已经具备几乎完整的宗教形式,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只不过属于粗鄙的国教即粗鄙的官方宗教,这种官方色彩不合时宜。乌有之乡和薄熙来主要在这点上下功夫,其最重要的现代化改造,是把属于官方的传统毛教包装上民间色彩,转换成所谓受压迫者的、弱势群体的宗教,从而赋予其天然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借助信仰的力量,最大限度争夺民间尤其底层社会的信众,形成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彼此呼应、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彼此呼应、从高层精英到底层社会彼此呼应的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网络。

  乌有之乡和薄熙来的努力卓有成效,几乎就要大功告成。只是因为王立军的自我爆炸才最终功败垂成。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所以他们仍然能够组织916街头微暴,在整个系统事实上已经被斩首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在全国52个城市同时发动,卷入的人千千万万。他们借怀念毛的名头间接表达对当局的抗议,并直接为薄熙来鸣冤叫屈,显示了顽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三

  916街头微暴的根子在信仰危机,它事实上是从信仰危机发展而来的一场政治危机,这已经无可讳言。这跟金雁《倒转红轮》描述的所谓十月革命的生成机制,何其相似乃尔。

  从形式上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当然是一个有宗教即有信仰的国家。可惜的是,当时俄国的所谓宗教即官方东正教,不过徒有其表。宗教自由的匮乏,使官方东正教丢掉了信仰的灵魂。而这,主要是宗教国家化的结果。跟西欧近代宗教改革以反对罗马教皇一元化神权为主题,鼓励信仰自由化、个人化、文明化的思想解放的大趋势相反,17世纪俄国东正教的尼康改革,恰恰是实现了东正教的国家化、集权化。它彻底结束了伊凡三世以来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斗争,沙皇彻底驯服了教会。到了彼得大帝时代,这趋势更被极端化。如金雁书中所称:

  彼得在俄国确立一种新的“教皇凯撒主义”——警察国家。彼得把教会收纳在自己麾下,所有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人上任时都必须向沙皇宣誓,誓词是:“我永远听命于我天堂和真正的国君,以及他根据不容置疑的权力而选定的接班人,永远做他们忠实的奴仆,并服从他们的意志,我承认沙皇是我们这个神圣组织的最高裁判官。”从此沙皇便成为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人,开始了俄国教会的“巴比伦时期”。彼得以公然的暴力让教会瑟缩发抖,俄国宗教界从此成了“吓怕的阶层”。

  教会成了沙皇的御用机构,神甫则甚至蜕变成沙皇的精神暗探。1724年,沙皇取缔了秘密忏悔仪式,所有神甫都有向警察部门汇报忏悔内容的义务,并定期写“密报”,以便政府掌握民众的精神动向。“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教皇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

  当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教会,真正的教会名存实亡了。那么伴随着教会的消亡,信仰本身也就被取消。官方东正教事实上并不能履行为千千万万信众提供信仰产品的天职,它的职能仅仅在于精神控制。俄国信仰市场出现巨大空白,信仰饥渴成为俄国最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由于20世纪初叶的斯托雷平改革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虽然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却是以“无权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被掠夺为代价,“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这极大地刺激了俄国社会本来就有的民粹主义幽灵。

  信仰真空与民粹主义幽灵相遇,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人们就都知道了。这化学反应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即作为超民粹主义的列宁主义——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原则和底线而著称的列宁,本来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抨击者,但一经发现斯托雷平改革给民粹主义幽灵提供了空前广大的市场,马上摇身一变,成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头号吹鼓手,并进一步发展到超民粹主义,作为信仰的替代品填补俄国信仰市场的真空,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和水兵。列宁主义的全面胜利即红轮的崛起,就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这点跟中国19世纪的洪杨之乱其实颇为神似。这即是说,所谓列宁主义,不过是俄国版的拜上帝会,列宁不过是洪秀全一类的邪教教主。而这样的潘朵拉盒子是绝不能开启的。拜上帝会的浊浪几乎摧毁了大半个中国,列宁主义则把俄国带入死胡同达整整70年之久。其间无边的黑暗无际的苦难、无数的生命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这也正是916街头微暴最值得警惕的地方。916街头微暴及流产的所谓“二次文革”,骨子里,就是1917年俄国列宁主义和19世纪中国洪杨之乱在当下的一次失败的重演。红轮刚刚倒转就遭到强力遏制,这当然值得加额称庆,说明中产阶级代表的温和理性力量,暂时还占上风,还有一定的社会整合能力。但也不能太乐观。缺乏宗教自由造就的巨大的信仰饥渴,及社会不公正造就的强大的民粹主义,这些社会病态依旧如故。而建立在这些社会病态基础上的对毛的迷信,也依然大有空间,没有因为916街头微暴及“二次文革”的受挫丝毫受损。可以预言,916街头微暴失败之后,毛教的宗教化趋势反而更会强化,组织化程度会更高,只是不会像916街头微暴之前那样明目张胆,而多半会转入地下,处于隐蔽和半隐蔽状态。正因为多半转入地下,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的难度更大,更不可控,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更大。这即意味着,红轮倒转只是暂停,红轮本身没有倒掉,而如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随时悬挂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

  那么怎么办?出路到底何在?答案无非两点:其一是落实宗教自由,只有宗教自由才能大量供给健康的信仰产品,最大限度地遏制信仰饥渴,避免信仰上的病急乱投医,让劣质的信仰替代品失去市场。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变革,通过还权于民,切实地推进社会公正,最大限度消除民粹主义土壤。如此双管齐下,才对红轮倒转有真正的釜底抽薪之效。这一切必须马上着手,时不我待。否则,等到经济下行突破临界点,失业无业群体如开闸的洪流一样汹涌溢出,社会痛苦指数直线抬升,那时做什么就都来不及了。红轮倒转的大势必将重新启动,轰隆隆碾过无数无辜的生灵。

  (载《暸望中国》杂志。作者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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