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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公民社会的兴起对重启改革的意义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4-29 点击:
《背景与分析第324期》

——2013.4.14在共识网于武汉召开的“民间组织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的发言
作者:李凡 发表时间:2013-4-28 13:37:12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非常感谢共识网和其他发起单位对我的邀请,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交换一下关于当前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情况的看法。
我们研究所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一直很关注,前前后后做过两个报告,第一个大报告是1998年写的,当时书籍的名字叫《静悄悄的革命》,非常遗憾,书只能出在香港。第二个是我两年前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这本书也出在台湾。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是两个很认真的对中国公民社会所做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两个报告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报告主要从理论上做起,谈90年代公民社会发展的情况,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报告由于我们跟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民间领袖、民间人士关系比较深,主要想从实际层面谈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情况。所以我们写的报告可能跟现在很多人对于公民社会的看法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可能给出了另外一个发展的图像,也就是现在的公民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有两个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谓新的发展阶段就是说,已经跟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很弱,所以非常希望政府能允许他们生存下来。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社会虽然跟政府相比仍然很弱,但是已经到了跟政府说不了:你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赞成,我们反对。基本上可以提出这么一个主要的判断,也是主要的一些变化。
我准备了一个提纲,有的同志们有,有的没有。我首先要讲公民社会的兴起,这其中有几个标志。一个大的标志就是NGO组织大量出现,现在关于中国NGO组织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样,我统计了大概在六七百万个左右,民政部的统计大概是在70万左右,只占我们统计的十分之一。最近由于公民社会的大量发展,国家开放了四类社会组织可以允许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造成的既成事实,而对这个事实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呢,我觉得国家是承认了一部分,大概还不到一半。另外还有一大半在没有承认之列,还需要一些时间,包括维权组织、宗教组织都不在之列,我们这一类民间社会的智库也不在之列,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们承认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总的来看是一个进步。第二个特征,社会运动大量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维权运动是最大量的,到处都在出现;社会运动还包括有环保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社区的或者更高层次的公共参与的运动,这些运动都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都在发展。第三个特点,网络参与的兴起。大家已经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网络上的参与已经非常厉害,政府官员上班第一件事是要打开网络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涉及到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事情,网络上一旦有什么事情,马上政府就要选择做出反应。,网络的参与不仅表达了一个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而且在网上也开始实行对政府的监督,甚至于是网络上的行动,网上已经变成了社会运动的场所。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事情,我们还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在去年跟前年,中国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成千成万的独立候选人,我记得2006年选举的时候当时在江苏省盐城有一个乡有29个独立候选人参选,但是去年在湖南的衡阳有一个镇有60多个独立候选人参选,这些媒体上都没有报,这些表明社会的政治参与愿望非常高,要求进入政治体制,虽然政府用尽各种办法不让这些人选上,但是通过选举这些参选的独立候选人都成为了社会的领袖和社会的中坚人物,甚至于社会组织的中坚人物,这是一个社会大发展的图像。
在这个变化当中还有一个变化是隐含着的,就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大大提高,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在出现,不合法的非法的都有,现在挂着中国字头的中国农民协会,中国维权协会,中国维权律师联合会,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等都在出现,这种组织现在已经非常多了,虽然都不合法,但是都在活动,而且影响也很大。到了湖北来开会,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姚立法,我至少可以讲他是湖北地区和湖南地区的农民领袖,他在这个地区农民中的影响非常之大。
这些现象就表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强大了,当然跟政府相比还是无法比的,跟政府比起来,中国还是一个弱社会、强政府的局面,但是公民社会自身发展已经非常强大了。
公民社会发展起来以后要求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政府斗争的状态下出现和发展的,社会要求有更大的独立性,更大的自主性,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唯唯诺诺的社会。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表现出来的图像是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听话的,第二阶段就是一个可以说不的公民社会了,这个说不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在公民社会产生的同时,对于社会正义、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要求越来越高,公共理性在网上也在出现,在社会当中也在慢慢产生,对于政府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最近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律师王全章,在我们研究所也干过,最近在江苏出了事,在法庭上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被法官当场扣押,但是法官的做法却遭到了社会的反对,全国很多人往这里赶,律师界的大腕们也都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反对这种做法。这说明社会有自己的公平公正的标准,不管是什么人,如果违反了这个标准社会就会站起来,用很大的声音说“不”,并且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政治参与的要求也越来越大,独立候选人的参选是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猛,虽然政府的回应是把所有的独立候选人全部封杀在外,但是不让社会参选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社会的民主要求,社会公正的要求仍然是非常之强大的。在这个要求面前政府是节节后退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在不断加大,特别是在基层,问题更严重。在中央层面还好一点,社会基本上还认可中央是好的,中央是对的,但是对于基层特别是县乡两级的政府现在社会的批评声音是非常强的。最近一个时期,有很多农村地方出现了因为土地问题而死人的事情,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新领导人的上台而改变,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仍然是我行我素,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在加大,并没有减少。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形成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要求国家在法治在政治上进行改革的压力。30多年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当时国家与社会在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形成了共识的,因为社会与国家有共识,经济体制改革开展得非常顺利,而且成果也非常之大。但是现在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歧非常之大,社会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进行法治改革,要求公平公正的政策,也要求监督政府,而且要坚决反对政府的腐败。但是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要求前面,虽然节节后退,但是政府是采取了基本上不想改革的态度,他们不大想进行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
我们研究所也在推动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包括温岭的改革,温岭的民主恳谈的改革是我们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上个月在北京的麦子店街道也做了一个改革,是公共预算方面的改革,我们也参加了,这个改革也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地方政府是在战战兢兢做的,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改革行不行呢?当然这种改革和社会所要的那种大刀阔斧的目标方向明确的法治、自由、民主、公正的改革要求差得非常之远,这些小小的改革根本满足不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这样的改革也仍然非常之难。虽然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形成了社会强大的压力,但是目前来看政府的反应很差,我们可以从看到的情况来讲,就是基本上无效,政府不想进行改革。特别是我们看2011年和2012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全国出现了这么多的独立候选人,而且都是在法制框架下按照我们的法律要求进行的参选,可是地方政府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让这些候选人基本上全部落选。政府就是不想改革,害怕老百姓进入体制内。现在在政治改革上变成了社会在提要求,而政府很勉强很被动,或者不愿意进行。这样,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路径就有可能从原来所谈到的社会与国家之间有一个改革共识而变成了社会有压力,而政府不想改的状况。未来所看到的政治改革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路径,只有在社会加大压力的条件下,政府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只有用社会来推动国家进行改革,这样的话,改革的动力就基本上是在社会方面了,而国家方面对于改革没有任何的动力。这样就形成了政治改革的困扰,第一,到底是改还是不改。社会要求改,国家不敢改不想改,社会的压力越大,国家越不敢改。政府担心如果改的话,怕改革引发更大的社会要求。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的托克维尔的事情,关键问题是改革开始会不会引发出革命?因此到底改还是不改?结论是不改。如果不改,能不能过得去?根据中国政治的实践,在不改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用加大维稳的力量来压住社会,维稳的经费也很高,维稳的压力也很大,在一切以维稳为中心之后,我们的法治、我们的公平正义就全部都牺牲掉了,一切以维稳为主。维稳从过去几年来看还能维持得住,但是如果长期这样,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会遇到更大的问题。但是不这么办还能用什么办法,如果维稳维不过去怎么办,所以最后是不是还是要改?现在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讲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可能也考虑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想法,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想法就是中国下一步到底是怎么发展,在社会的压力下会怎样变,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中国的社会成为要求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唯一推动力,在政府方面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对于政治改革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和封杀的状态,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维稳的思路可能还会继续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在社会对于国家行使改革压力的条件之下,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或者说可能性的改革,会出现一些,例如一些行政性的改革、司法性的改革可能会有一些,但是我们想象中的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可能会比较困难。这样就有可能会有中国向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在走的问题出现。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沿着社会的需要的方向走,也就是政府在必须回应社会的几个问题上给予回应,例如三公经费、预算透明、政府负责、反腐败等,多搞一些民生项目,让社会感到满意,这样政府可能会释放一些权力,给社会一些公共参与的机会,比如说像温岭做的改革,麦子店的改革,可能会逐渐开放一部分给社会有一定的参与的机会,这样可以扩大一定范围的制度化的参与程度,让社会强烈的参与要求和参与意识略微有一些空间可以释放,但是不会做大的改革,特别是涉及到选举的改革。涉及到这一类的政治体制开放的改革,政府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采取稳妥的办法,或者是不想改的办法。政府也有可能在法律的环境上做一些调整,再做一些适应社会需要方面的改革。但是从我个人来看,如果不按照社会的要求进行自由民主公平公正方向的改革,不让社会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不对政府能够实行有效的监督,没有办法反腐败的话,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可能还会继续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于还有可能会加大,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严重一些。
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社会的发展对于政治改革的压力的主要想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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