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世界中，变革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常常是迫于巨大压力仓促为之。如国内的一些新闻所见，因为污染，中国农村儿童的白血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城市中肺癌患者也高于预期。工联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农民工如果未得到奖金就拒绝加班，有特殊技能的人互相串联以抬高工资。环境污染成为民众表达关注的一个焦点，用工价格上升对现有经济有致命的冲击，人民币的一个关键支撑因素就是廉价出口。综合来看，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化也是，而且就其基本特征来说，必是所谓多元民主，如《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所讨论的。

　　如众多学者所言，经济学只能对某些现有的现象给予解释，而不能对未来做出全面的预测。没有简单的数理模型能够论证某个意识形态的整体。越精确的描述就越不真实，就越容易被驳倒，就越只能适用于狭隘范围、基于有限条件。所以我们必须、也可以从“数的神秘性”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回归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以破除迷思，拒绝各种害人的“宿命论”，谋求建设性，建设新世界。

　　虽然相对于中世纪的政治而言，新的民主是美好的，在政治斗争中，各力量也总是极力地渲染这种美好。但我们在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其中的时候，必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努力寻求答案以使其可能。望文生义的褒贬常常发生，人们或因情绪激动而割裂历史。理想中的君主制，不是帝王们为所欲为，而是要保持各色人等之间的一个平衡。民主就其字面意思上就是大众统治，会面临自身的一系列麻烦。起初的时候，新政治主要关注消灭独裁，后来要更多地承担社会事务，政府越来越强大、复杂。西方的治理理论也不断随着实践发展，由破旧到立新。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欧亚文明的一体性，由史前到当代互相交流的强大。官方教科书因各种因素而掩盖了这些，一些学者对此表达了可以说是激烈的抨击，说“冶铜技术等由西方传来，那我们就要承认它”之类的话。所以，本来用于西方的“中世纪”这个词，大致也可以指中国的皇朝时期。现在要避免两种既有的倾向，一是基于“人我之分”固执保守旧物，二是欲跳跃到想象的西方路径上去，甚至落入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迷信中去。要秉持天下主义、世界情怀，不单学习新知识是好的，不否认或者想像自己的先人来自于中亚也无所害，虽然很多中国人是周文王的后代。

　　如达尔所言，当今民主的观念是一个历史累积的大杂烩，充满着各种争论和冲突。论者需要的是多方观察、综合权衡。比如所谓中产阶级和民主化关联的诸多说法，多是基于有限样本的初步结论，如偏执于此，不啻自欺欺人？既然承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少，又何必执拗于此单一的维度来考虑问题呢？统计上讲，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关联可能是一种牵强附会，以之来拖延或预测变革都很可能落空。事实是如果一味跟随美国的论调，那么国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其所谓的富足的中产阶级。各国新政治模式的确立，必须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必须建设性地提出前所未有的方案。摒弃种种迷思的关键常常是超越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危机发展逼迫如此。

　　与各派的浮词滥调相反，民众对新政治充满期待但疑虑重重。由西方经验抽象出的诸价值准则并不能构成一个可触可及的解决方案，使国人信服其能妥帖安排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务。今之所谓普世价值宪章者，或被理解成公民应有之一系列基本权利或自由，或被理解为激进自由主义的起草者们对自己理念的一个简要表达，前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后者是一个过时的未完成的答案。制度永远是粗疏的，和人们的实际行为甚至是脱离的，国人也不再相信简单地引入一些法条就能够改变人心、重建社会。比如台湾的公务员制度，主要的法规还是国民党训政时期遗留下来的，以当今的视角看既不一致又很分散。政务官和事务官的界限模糊，但已经有两次政党轮替了。体制仍然在运转，教授们的改革建议却如泥落水。比如台湾的养老保障已经基本普及，其制度是逐步递增来的，多种制度并行，虽有争议但很难统一。

　　国人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既不能充分了解西方当代的学术观点，也不能在实践中获得新知，加之种种误导，常常对一些问题抱有不合时宜的看法。比如对所谓私有制的看法，达尔说，在美国建国初期及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私有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表面上看都是容易的，但当代的许多经济活动都是公共的、社会的、政治的。老公有制已经失败，总是退化为“私有的”官僚所有制。国人亦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把农业社会的一些观念硬搬到当代，应认识到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方式都是“民主过程”的产物，是动态变化的。

　　应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必须创造性地给出答案。如书中所讲，日耳曼诸国也表现了不同的特征，达尔说各国的做法只有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虽然具有跨国家的可比性，其具体细节都是各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体中的一部分。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要进行比较研究，仔细考虑他国人对东亚历史的看法，会很有启发性。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说，东方帝国的崩溃都是由内部溃烂开始的。这是我们要十分警觉的关注点。今之所谓民主的一些特征，比如分权制衡，在中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存在了。一些资料说，其是日耳曼人社会自古以来就表现出来的特性。相对而言，在中国个人或集体的大权独揽更多、更严重地发生，以致制度失效、危机感丧失，昏昏沌沌，终于不可收拾。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牢记，因惰性或本性如此顽强地存在。如蒋介石或毛泽东集团，其自称要学美学俄，但都一直表现了众多的东方特性，甚至是与所学对象的根本性的差异。今之论者托辞于温和、渐进、改良者众，但如不及时为变，历史覆辙可免否？

　　变革或保守皆是人为，今之论者多空谈制度而忘记主体，虽可有西方学说作援引，但终不过是极端主义。凡提出方案，必应当发挥国民中的健康力量，适应并改善国民精神。如蒋之四六宪法或毛之人民公社运动，皆脱离实际。学童可教，及长难更，而且现在不是民国初创时，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应是很充足了，在变革的实践中，妥善互动就足以推陈立新，妄谈启蒙是毫无必要的。如书中所示，民主政治可能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冲突、致命的分裂，而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国民共识的凝聚、良好氛围的确立。在中国要十分关注的是，变革要减少而不是加剧混争。在变革中要重整国民精神，确立适当的制度，协调各种利益，以期善政之行如风之拂草，民皆免相害而求相益。变革方略既不要支离破碎，也不要空而无当，既有全面的谋划，又有细部的指引，才能使国人信服。

　　制度框架方面的法规应简略、有包容性。作为大国，各地区、各群体有充足的自由度以自我管理，既能减少全社会的运行成本，又能带来更大的满意度。应避免权力、资本吞噬多样性，使人们能够自我料理。当前一个假问题是变革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应当认为，民主化既不一定削弱统一的力量，也不一定加强一体化的力量，关键是看国民主体的自我适应。明显的是，中国境内并不存在如车臣人、格鲁吉亚人那样的坚硬团体，久历血战而不溃散。这方面苗族、彝族倒是较突出，几千年来一直南逃，逃进崇山峻岭。一个问题是，今之省级单位分别以省、市、自治区命名，以及各种民族自治单位，把本来复杂、也不应简化的问题固定化，并非明智，而其背后的民族自决的浪漫主义也已是历史。中国各地共同的历史因素很多，分裂的力量远未显现，所以这方面多属杞人忧天。如中国古代治理所示，中央政府的县官和地方精英存在着合作关系，这样既保持了统一的秩序，又尊重了各地的差异性。明清皇朝之下，福建人和河北人有很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宗族在办学校、抚养孤老等功能方面。制度框架体现着国民的愿望，其能够支撑积极的建设性，“自治”之外，其中团体之间必然是互相影响的，关键是要寻求适当的影响方式。

　　新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确立国家政治体制。对中国而言，应该注意历史的经验，确立一种上下互动的体制，以使自治不成恣意、领导不成独裁。应该对各层次的政治机构有一个不同的定位。比如县、市级政府应立足于礼俗共同体的道德氛围，只担负有限的公共服务职责。今之含区、县的大市只是有利于经济扭曲，形成房地产孤岛。应避免制造地区壁垒，破坏区域均衡发展，导致流民化。而在国家层面上应该有政治良善的假设，就是说国民的意志总体上能体现于全国级政治机构中。把强制、权衡等权力置于少数责任人手中。如达尔所言，随着美国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总统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确立适当的体制以对高层领导人施加舆论的、实际的强大而有效的压力，而所用之人也愿意并且不得不为国民负责。下层对上层具有评议、弹劾权，上层也对下层具有撤换、提名等可选权力。美国宪法法院是如此的互动，俄罗斯的总统地区代表也是。中国大概还将是以行政主导式的为主，关键是具体作法的设计。应使议员成为贤良、尊长的代表，而且要控制数量规模，避免现在的行政主导体制的诸多问题继续增量蔓延。

　　来源于苏联的体制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总体统治集团的一体化，干部系统既包含了军警，也包含了教授。如此，出现了巨大的权力集团的自我膨胀，在此框架上，每一分子难免又繁殖出自己的裙带团体。在错误的思路和利益扭曲下，从村委会到中小学都遭受着官僚化。彼时强人尚不能治庞大的官僚集团，今乱套空前、赤裸裸牟利近乎滑稽。如此，发展的路径遭到了扭曲，经济的活力遭到了压抑，民众不堪重负。整体崩塌之下，即便是上层的既得利益者也往往过得还不如美、加的平民，全面改革势在必行。根据古代及西方的经验，必须把官和吏分置，把政务官置于阳光监督之下，承担政治责任的风险，使事务官专业技能化，消除和一般专才之间的壁垒。台湾教授还有政府“去功能化”的议论。

　　诉诸中外的经验才能确立国民正气和对国家的认同感。既要分析中外古代社会的共性又要看到其间的差异。所谓差序格局，在西方也有此性状，但在中国人中却确确实实的更强烈地表现出来自己的特点，突出的如重视血缘关系。数千年来的“自发秩序”的特点是内在的，虽然西方的新知识、新经验能带来思想、行为上的巨大改变，但个体秉性在时间上仍大体类似，原因在于父子遗传。皇帝没了，虽然是很重要的，但对个体而言只是一个有限的外部环境改变。作为个体集合的社会，其动态表现也难隔断。传统治道的经验、儒家的建议应给予更多的重视，才能在中国推进社会重建，现实的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要求如此。道德的确立要以亲密小圈子为基础，再向外环环相套地扩张，由熟人、到地区、到国家。制度不是道德中性的，制度体现着道德、依赖着道德。国民既需要理性又需要忠诚。现在的社会事务很多时候超过了很多人能够分析、判断的范围，民主过程中的同意、委托只有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下才能有效。虽然要避免公认不切实际的思路，但也不必排除其远景可能性，地方实验也应自便。

　　古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如达尔所言，政治资源不是在国民间均衡分配的，政治才能也不是。组织的领导人总是具有某种杰出的资质，技巧、资历、魅力等，而其也常常比一般成员更有可能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特权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也是中国内在的大势，石崇能乱杀婢女但贾赦不能。而在中国大概也不能期望像瑞典等北欧诸国那样平等。所以一方面要使机制顺畅，避免所用非人，还要用更好的方法来制约掌权者。在当今更自由、更民主、更均富的情况下，保持人们之间适度的张力，在理想和经验之间保持平衡。“统治”已经过时，治理仍待改善。在当下的空谈之中，各种极端主义被托抬，学术泡沫繁荣、社会危机发展。如在“华盛顿共识”之类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中，国人只能被割肉，无法真正获得优势。希拉里与别国青年鼓吹自由企业，却不援引研究自由企业何以成功的研究资料。而且，现在自由企业要撤离中国大陆了。一些老左派提出学习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切实际。略夸张地说，日耳曼人循着“共妻、共产、无父、无君”的进路才有其“等贵贱、均贫富”。生存压力如此严峻，国人能报如此浪漫浮情吗？

　　总之，对国民而言，变革有很多益处，害处都非必然，并非是投入一个既定的、未知的通道，而是可以随时检讨、不断修正的过程。其关键是要发挥国人的积极性，促进广泛参与，择善而从、协同用事。如西方政党的竞选文宣之类，核心理念、部门政策需要各种人才合作才能完成。周公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为了深度理解“事在人为”，可参阅一些教授关于“实践哲学”的文章。当然，成为哲学家没有必要，不必做到能讲述德里达和伽达默尔之争。为了由活生生的历史获得体认，请看一些西方大片，《约翰·亚当斯》、《众神与将军》、《盖茨堡战役》、《兄弟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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