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经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政府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口号，虽非及时，但的确点到了目前众多社会问题的关键。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重建基层管理秩序，而从研究者的角度看，社会建设是为了对抗社会溃败，首先需要了解社会整合失败的原因，这关乎到社会建设的方向。那么，在紧迫的现实情景下，如何辨别社会建设的原则和理由？不妨先来看看人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经验——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基于什么纽带形成，又导致了什么后果，再去反思这些经验带来的启示。
    
    二
    
    社会学对社会整合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一领域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成员因何达成内聚（或称团结），并可顺利协调相互的行为。政治社会学研究指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社会秩序构成，它们是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社会规范、权力和权威、社会组织、社会互动网络。
    在促成社会整合方面，上述因素各自的作用是：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有助于降低认同分歧，减少协调成本，增进社会共识；社会规范对行为设置限制，人们通过社会化实践，学习这些规范，了解社会中他人的要求，从而主动调整自我行为来满足社会期待，以期得到正面的肯定和接纳；权力和权威产生承认与一致的效果，并在分歧加剧、冲突激烈的时期，通过威慑和强制以促进社会服从；社会组织能够增强互动和互赖，使社会成员形成分工性依赖，“需要他人并被他人需要”，通过合作而彼此联接；社会互动网络提供信任、安全、合作等社会资本，结果是促进了广泛的团结和内聚。[1]
    这五个因素的提出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存在着性质类别不同的价值体系、规范、权威、社会组织和网络，它们不仅对于社会整合的作用不同——正面、负面的都有，而且伴随社会变迁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解答具体社会的整合问题，需要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
    
    三
    
    社会学者观察到，从不同社会中存在的“共同体”和“初级社会群体”中，可以发现群体凝聚的天然纽带。但小团体的整合不同于大社会的整合。为了寻找不同的秩序粘合剂，早期社会学者的普遍做法，是把传统的群体形式与“现代社会”进行对比，探索它们在社会连接上的差别，于是就有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基于血缘和基于分工、排斥性群体和包容性群体、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规则等知识性概念。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念定义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是对比研究的范例。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对比几乎都包含着一种暗示：怀疑传统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能够解决现代大社会的整合问题。个中理由，不仅在于社会的规模扩展了，更关键的是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异质性、依赖性及流动性——这些特质变化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与传统共同体有别。
    今天我们关心的整合问题，自然不是小团体的内聚，而是大社会的凝结一体。可是，这方面的观点一直处于严重分歧中。一些学者坚称，传统群体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依附于个人化的支配关系，将阻滞劳动力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集约化生产的发展[2]；结果导致非亲属和非地缘的“次级团体”缺乏，这一结构无法使中国人在更大的目标、更大的社会舞台上内聚，把个人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3]另一些学者认为，传统道德和社会群体结构的毁坏使社会陷入失范[4]；个体化发展对整体生存伦理的破坏，是大量冲突产生的根源。而人们最为熟知的宗族、家族和村社，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团体为中心的关系体系。它以共同生存和安全为中心原则，承认每个人的生存权，并通过互惠交换的方式来实现，人们交换财富以帮助需要者，造就了一种均等化并互相依赖的集体，也带来了社会安全和安定。[5]
    这些分歧实际上隐藏着目标排序的差别。发展优先者，视共同体生活为妨碍性组织，主张建设现代秩序。他们相信，以理性为指导的、自身利益牵引下的行动准则，将导致市场社会的分工、互赖与合作秩序。[6]生活方式优先者，视发展为破坏性力量，主张传统伦理和关系回归，他们力求恢复历史经验中的整合资源。比如有关中国的传统伦理，可以找到家庭主义原则[7]，非正式社会联系中的社会资本[8]，基层传统权威（老人协会）[9]，等等。上述两种目标，实际上追求的是不同的社会秩序，而且建设其一，则伤害其二。为何它们互相伤害？原因在于，作为两种秩序根基的组织和行为原则不同。
    
    四
    
    坦率地说，上述两种设想，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下都面临着棘手问题：对于前者，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分工与合作，但却未同时自动地促进社会整合，分歧和冲突在加剧，社会对立日益吞噬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冲突甚至激起反对发展的声音；对于后者，传统组织往往是在现代组织失灵的领域，或者较局部且同质性的范围中发挥作用，面对一个不同质的社会，传统纽带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性质怎样扩展到陌生人社会，发扬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至今还是未解的难题。
    环顾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初级群体的团结纽带，难以在更大的、陌生的、流动的、异质的公共社会中也成为团结纽带，情况往往相反，越是内聚紧密的群体，基于强烈的边界差异和认同归属感，在更大的“社会”中相处时，他们之间的冲突越是常见；不仅传统的内聚形式——比如基于血缘、文化和地域特征的家族、宗族、种族以及民族——之间的相处存在这种状况，所谓“次级群体”的社会整合组织——比如俱乐部、社团、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相处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是现实的，更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是否能够将人类早期的经验——初级群体的整合方式——用于变迁之后更大的社会整合？如果分工带来的经济互赖难以转化为社会整合，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整合依靠什么连接纽带？这些问题不回答，社会建设的理由和方向就不明。
    如何让社会保持竞争的活力，但又不至让分裂和冲突毁掉我们的生活，人类必须探求共处和共生之道。这正是现代社会整合面临的基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政治哲学关心的“公共理性”，当代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公共选择”、“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当代社会学理论讨论的“复杂社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回应这一问题。
    
    五
    
    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先看传统中国的经验。学者发现，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治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但对于基层社会而言，国家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另一个中心则更具有实质性，因为它行使着实际的管辖权力，这就是基础层次上存在的地方秩序——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权威。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小心避免触及对方领地。这一惯例，实际上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隔层。因此可以说，建立于多种局部地方体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的基础，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结构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即具体的管治，则事实上是在地方层次上完成的。[10]甚至在治理的规则方面，国家也未能实际推行统一的管治标准，而是任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在国家抽象原则下的“因地制宜”，一向是正当合法的，国家总是通过、而不是企图取代地方权威治理基层社会。而在地方范围里，尤其在它的基础结构层，地方权威替代了国家所不能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11]
    这些局部的社会整合，以绅士长老为权威形式，以宗族、家族或地域关系网络为基本结构，显示出强关系、文化认同、族长权威和高密度来往等特点[12]，基于与生俱来的纽带——血缘、亲族、邻里、地缘和种族连接，内聚效果较强。但是这一传统，不仅在过往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一直处于衰落之中，而且它的行为原则、边界责任和信用体系的特殊主义，无法克服局部性、纵向分离性和横向隔绝性的缺点，因而难以在结成更大的社会连接方面发挥纽带作用。[13]
    再看现代中国的经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传统，是1949年以来，经由政治变动和经济建设进程完成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再组织化。随着单位制的形成，社会成员被划分在生产性社区或者行政村中统一管理，他们被组织进整体系统，形成上下隶属的纵向依赖关系，社会停止了自我组织化。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一致性强，内聚的纽带是集体化的生产和资源（包含福利）较均等的再分配。今天，居住区的自主选择，劳动力和资源的大范围流动，以及市场分配机制的发展，日益瓦解着统一的、经由单位的社会管理系统，上述纽带的作用日渐式微，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在被动依赖的结构中停滞生长，结果使社会分散度加剧。这一点在遭遇生存困境的时刻，比如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时，表现得尤为清楚。
    综上，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能够提供的，主要是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社会纽带，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特征形成的社会纽带。前者有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基于个人关系的规则很难在公共社会中施展作用，而后者的被动性连接方式，妨碍经由社会成员的选择而建立的主动认同和归属。所以，社会学者对它们抱有明显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这些经验较为熟悉且易于使用，另一方面，指望它们承担起当今社会整合的复杂任务，颇有困难。
    
    六
    
    那么，别国的经验有何启示？在世界范围内，基层领域的社会建设主要曾在以下意义上使用：
    （一）作为社会资本的重建方案
    它的中心点是提倡公民德行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权利膨胀带来的社会解体问题，所以行动目标放在恢复人际信任和社会联系上。社群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少，社会资本正在消失，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在弱化。而社群建设可以增进社会资本——它由社会成员共享，通过协调和行动来加强社会连接，并可能间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14]。在这个意义上，社群重建意在恢复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对抗社会解体或分裂——一些团体日益边缘化、被动化，基层民众难以像从前那样，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来建立认同、归属和忠诚，分享公共道德、责任和价值[15]。因此，再建基层的社会联系和公共生活，成为在美国社会从事“社区发展”的主题[16]，它鼓励公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相信，完全可能通过公民自治、自约和自我监督，解决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公共利益共享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社区自我管理的效果并不亚于市场或政府。[17]
    （二）作为政治竞争的反贫困方案
    反贫困方案并非鼓励依赖性，而是培养当事人的主动性，通过启动志愿服务、社会自助、民主参与社区发展决策，依靠公民力量展开社会救助，因而行动主角是居民，社区机构的性质是服务性的。比如，英国的社区建设和党派活动关系密切，社区发展的具体计划一直受到不同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分歧的局面。对于政治右翼而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确定国家行为的边界，保障个体自由不受干涉；而对于政治左翼而言，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帮助贫困群体增强自身力量，保证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18]。在英国各地，相当多的地方市政局制定了反贫困计划，力图通过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遏制地方贫困的增长。
    毫无疑问，这些社会建设具有巩固基层秩序的作用，它们的生命力来自受益者——居民本身。社会建设意味着社会进步运动。对照中国经验，它们促成社会内聚的纽带是什么呢？既非血缘地缘、同宗同族等原初特征，也不是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而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利益和价值，比如平等、自助、自主和共担。这些价值被人们认同的原因是，它们同时也符合居民的个体利益，和他人共享的利益使则使个人与公共社会联系起来。参与、沟通有利于寻求共享利益，形成共享价值，巩固社会团结。当个人利益和共享利益切合，个人价值和共享价值切合，人们就会认同共享利益和价值，因为这么做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和价值。为此，人们愿意主动调节相互间的分歧，甚至作出妥协和退让，维护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这自然有利于达致社会整合。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具体内容有别，但是社会建设能否成功的逻辑无异。它实际上取决于个体利益和共享利益的切合程度。由于个体需要有差异，现代社会的整合无法绕开个体利益的选择和协调问题。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公共制度建设，使之发挥协调公共利益和多元个体利益的功能，对于社会整合甚为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合“事”虽在基层行动领域，“理”却在宏观结构领域，它看起来是寻求社会管理之道，实质上却是探寻社会共享利益和价值的建立与协调机制。共享利益和价值依赖于人们的选择性认同，而不是研究者的设计。传统经验提供的社会连接纽带，难以给今天异质社会的整合问题提供现成模式。这是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注释：
    [1]Edited by Michael Hechter & Christine Horne, Theories of Social Order: A Rea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局，1997年，55页。
    [3]许踉光：《家元：日本的真髓》，于嘉云译，台湾南天书局，民国89年，206、231页。
    [4]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7]盛洪：“论家庭主义”，天则经济研究所《内部文稿》，2007年第2期，13页。
    [8]蔡晓莉：《中国乡村公共品的提供：连带团体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9]Mette Halskov Hansen, Organising the Old: Senior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 Rural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 42:1057-1078.
    [10]Viv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张静：《基层政权》，修订版第一章“基层权威的授权来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12]彭玉生：《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2005年11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演稿。
    [13]张静：《公共性与家庭主义：社会建设原则辨析》，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会议文稿，2011年3月。
    [14]Putnam的研究这样解释社会资本概念：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指的是提高个人生产率的工具和培训）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参见Putnam RD,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35-42.
    [15]Theda Skocpol, Advocates without Members: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vic Life. in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6]William Sites，Communitarian Theor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33, No.1 Jan 1998; pp57-65.
    [17]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18]Gary Craig,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tex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33, No.1 Jan 1998; pp2-17.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7/8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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