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吉尔博伊 埃里克·赫金伯瑟姆 著 吴万伟 译
2010年5月和6月，中国工人有组织的罢工遍及华南很多工厂。他们引用2008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从雇主那里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等好处，而这获得政府对罢工行动的默许。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警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10月，被关在监狱的异议人士，呼吁宪政民主的2008年宪章的数百名签名者之一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所有这些事件让人们关注到中国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的前景。
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在近期会开启重大的政治改革。但温的讲话指出了中国面临的最关键的长期挑战。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变得更复杂、要求更多，活力更强，另一方面，专制政权仍然维持严格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我们曾在《外交事务》2001年7月8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即将到来的转型”中指出，中国国家和社会日益严重的紧张关系将推动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因为若不改革将加剧社会冲突，危害经济增长，破坏中共的管治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警告说中国的转型将“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漫长和曲折”。
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不断增加，政府通过取消农业税并加大在农村地区的投资等措施化解解决农村的社会动荡根源。北京通过投资房地产、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立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来消除都市居民的不满。但我们在2001年指出的社会紧张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继续催生滥用权力，而更富裕、更有能力的社会则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社会动荡事件已经从2001年的四万起增加到2009年的九万多起。中国社科院也报告说这些事件变得规模更大，暴力倾向更明显，更可能跨越省级边界，从参加者和愤怒程度上来说更多样化。
越来越多的征地拆迁、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和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从1996年到2006年，官员及其经商的亲属每年非法掠夺的土地超过四千平方英里。在此期间，八千万农民失去家园。政府高级研究员于建嵘说土地问题是中共面对的最严重政治危机之一。
从1996年到2006年，官员及其经商的亲属每年非法掠夺的土地超过四千平方英里。在此期间，八千万农民失去了家园。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按照中国媒体的说法，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这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当，现实情况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严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每年大概有1.3万亿美元收入是灰色收入，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些灰色收入的60%以上属于中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0%，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干部及其亲属。使用政治权力捞取财富正是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根源，有钱人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雇佣的保镖就有两百万。自2002年出现私人保安业出现以来，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产值高达12亿美元的产业。
不公平的政策和腐败，政治权力和财富过分集中的腐败体制给中国的经济未来带来威胁。最近的经济政策已经朝向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发放贷款和投资，但政策明显偏向政治上有联系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这使得那些有利于扩大消费、提高效率、鼓励革新和增加就业的领域如轻工业、服务行业、和私有企业等行业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政治体制听任知识产权遭到侵犯，鼓励员工伪造学历，鼓励公司生产假冒商品，研究人员发表虚假的科研成果。这都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
即便在土地问题、贫富差距、经济风险都加剧社会冲突，引发潜在的不稳定之际，中国社会仍然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共对任何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信任，国家阻止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虽然如此，在过去10年，中国人加入了众多公民组织如商会、社区业主委员会、体育和休闲俱乐部、动物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协会、艺术和文化俱乐部、慈善组织等。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说法，这些团体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务，从2001年到2008年，其数量已经超过41万。虽然中共已经在因特网上实施了超级防火墙，中国活跃的网民知道如何回避审查，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成功地推动一些变革。网络发帖经常揭露官员腐败和滥权问题，当民工孙志刚被打致死后引发的全国声讨的浪潮推动政府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终结了使用公开羞辱惩罚犯罪的做法，反对歧视爱滋病患者和肝炎患者。
中国社会在在改变，党和国家的关系也在改变。为了继续抓住权力，中共变得更加灵活，推行了一些明显的改革，包括党内改革、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改革。这些措施还没有把中国引向西方式民主的道路，但确实代表了国家和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政府权力的随意性使用将受到更大限制，个人的自由将逐渐扩大，社会行动将有更大空间。
自1999年以来，当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修改宪法来保护私有财产和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国内政治改革的工程。中国强化了集体决策，确立了平衡派系利益的原则，制订了党内领导人更替的制度化原则，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除了考虑政治因素外还还要考虑政绩。虽然中共压制了外来的批评，现在却允许党员公开辩论党的政治未来，尤其是在培养中国未来领袖的中央党校。
在党内改革方面，中共官员对赢得党内支持和社会支持以继续掌权的必要性更加敏感。获得更广泛支持的竞争鼓励某些官员默许政治改革的地方性实验，但增加竞争和开放性的改革也带来风险。追求政治和社会支持的个别干部（辩论真正的政策差异）可能破坏中共的团结。这种结果可能带来更大的自由，但也可能引起冲突和矛盾。而且，竞争的需要可能让某些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表明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加大了司法体制的改革，修改了商法，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公民权利，推行法院体系的专业化。每年大概有两万人获得法学学位，中国现在拥有17万多律师，13000多个律师事务所，好几千法学教授和数万司法工作人员。这些人中的许多支持越来越多的维权行动。
司法和体制改革的充分意义或许需要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自2000年初七开始，城市的业主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1994年宪法中列举的权利来参与所在小区的管理。2008年，有些公民引用2000年的立法法呼吁全国人大对财政部税收政策进行大规模立法评议。其他改革也产生了更直接的结果：2010年，多亏了2008年的劳动法，中国法院看到将近40万新的劳动诉讼案件（这是2007年的总数的两倍半）。
中国初步的司法改革虽然不断取得一些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政府的滥权和持续存在的政治言论钳制。最近一些年，中国已经使用政治犯的罪名抓捕了很多个著名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包括司法改革鼓吹者陈光诚、人权积极分子胡佳、律师高智晟等。北京抓捕的更多，包括美国地质学家薛峰，此人被指控侵犯“国家机密”。
最近政府和管理改革改善了中国的管理，这已经得到国内和国际企业调查如世界经济论坛2010-11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所证实。不过，虽然继续进行的村级选举实验部分提高了基层政权的监督和问责，但中共已经拒绝了把实验范围扩展到乡镇和县级政权的要求。乡镇政治层次扩大公共参与程度的实验如预算决策已经受到限制。
中国现在拥有17万多律师，13000多个律师事务所，好几千的法学教授和数万司法工作人员。
这些变化会把中国带往哪里？中国的有些人（甚至包括西方人）相信继续改革是不必要的。北京毕竟维持了经济增长和基本的社会稳定，但中国有些领导人看到维持现状的风险，正如温在2010年8月的讲话中说的。众多道路可能把中国带向更加自由的政治未来，但没有一条道路能够保证迅速的、没有痛苦的西方式民主转型。台湾也有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从列宁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向更民主的体制转型的积极例子。其他道路可能包括随后出现反复的改革，类似于我们在南斯拉夫、俄罗斯和墨西哥所看到的情况。
中国领导人或许最终认定体制改革风险过大或不愿意采取接下来的步骤如将独立的社会团体合法化，实行党政分开，开放政治体制，接受社会的监督。但渐进的变革几乎可以肯定会继续，因为中国在探索解决迅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的两难困境的道路。渐进的改善已经增加了未来放权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每次调整也给中共带来危险，如更加积极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或者党内分裂等。
即使政治改革成功也不能保证中国变得更加和平或者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增大的自由和开放性的更黑暗一面已经出现。有些中国将军已经在使用媒体来质疑北京的外交政策，并呼吁公众支持军方的立场。许多年轻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热爱网络的都市青年支持排外性的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平民（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加剧了与中国邻居的冲突，如中国和日本有关东海的冲突。但中国的持续开放和自由化不仅仅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成果，而且符合美国的利益。政治上开放和自由的中国可以成为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令人鼓舞的典范。其政治体制能够更好地修正外交政策上的错误，如果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当我们在2001年写那篇文章时，美国官员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我们认为美国作为更大强大的国家拥有更多选择，可以克制某些言论，避免和中国进行过分的安全方面的竞争。但10年后，避免大国对抗的选择权已经不仅仅在华盛顿的手里了。中国越来越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得北京现在同样有拥有责任避免冲突。自2001年以来，中国加大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开发反舰弹道导弹和新潜艇，在领土和南海及东海水域的扩张性主权要求，对专属经济区权利的扩大性解释等都明显带有攻击性。
因此，美国现在必须维持更加困难的平衡。华盛顿应该继续强化其在亚洲的安全力量，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在涉及中国的言论上保持克制，追求更多的军方接触和交流。尽管中国的领导人不一定即刻做出反应，美国应该在诸如能源、全球贸易和金融、地区安全等议题上持续寻求共识，同时持续向北京保证美国不反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北京不能认识到克制的责任，华盛顿必须坚定地迎接中国的任何挑衅。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诱惑中国进行外交政策冒险，这将导致中国错过其真正的挑战：国内政治改革。
译自：China’s Dilemma：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Reform By George J. 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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