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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我来自中国绅士传统
来源: 作者: 时间:2010-07-21 点击: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0年07月18日13:50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家庭禁忌

  问:在当今中国,缺少许多东西,包括称之为“公共精神”。能否谈谈在中国传统资源中是否存在公共精神?

  答: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来谈这件事情。比如,我想自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太多的东西。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人,他是那么完美。1996年,我带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加拿大老外回父母家过春节,她连声称父亲是:“gentleman,gentleman。”

  问: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答:当地政府部门的中层干部。小时候有一回,全家吃午饭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我正好坐在电话旁,随手拿起电话。电话中直接问“你是吴秘书长家还是崔秘书长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崔秘书长”。放下电话,马上遭到父亲严厉的呵斥。我猜想错在不应该重复说出父亲的职务。他当时是江苏盐城地委秘书长。那时候,所谓干部家庭中,对待子女大多非常严格,不许搞突出,不许言及官职及其大小。

  问:与今天的干部不一样。

  答:家庭中还有其他一些禁忌。他是地主出身,我们那里闹新四军,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早。我们小时候填写家庭出身,都写“革命干部”。有关他自己那个地主家庭的一切事情,都不被允许公开谈论。一直到80年代,他几十年没有回过自己出生的村庄。

  问:你们从什么地方知道自己的来源?

  答:祖母。我小时候是由祖母带大的。父亲担心她会说出什么来。那时候家里还有小型家庭会议,就家庭情况尤其是需要做的事情做一个交代和分工。每一个人要开口说话,也需要做一些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差不多会议结束时,父亲都要加上一句“奶奶照顾你们的生活,但她是剥削阶级思想,你们不要受影响”,这种时刻我就自惭形秽极了。

  问:祖母会给你们讲什么?

  答:到春节时,祖母的故事就多了起来。她会说“君三民四”,即打扫厨房“送灶老爷上天”这一日,“君”家是腊月二十三这天做,“民”家是腊月二十四日这天做。每个家庭都根据自己家的情况,自觉遵守某种秩序。我们家则应该在二十三日这天做。这其中也许包含了高人一等的思想。祖母教的这个知识,我们不敢当着父亲说。但有一回,我说漏了嘴。

  问:什么事?

  答:那时候过年,她与我们的曾祖母会有几天几乎不睡觉,因为要做许多“米饭饼”。这是一种发酵的米饼,口味很香但是工序有点复杂。做好了的米饭饼堆放在几只大匾里。大约要做多少呢?祖母用手势比划着,她将手臂抬得老高,就要到厨房的屋顶了。祖母解释,那是因为过年穷人来要饭,不能空手,还要比平时多给一些。

  问:这是好事啊。

  答:父亲没有等到我把故事讲完,还没有讲到这些饼分给穷人的这个结尾,就开始批评了。现在想来,这样的传统,这样的举动,是那个社会中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是这个社会能够自洽的一部分。吃饱饭的人们,对于没有吃饱饭的人们,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体现为一种风俗,像我祖母这样的小脚妇女也要做得很好。

  问:传统社会中,所谓富人与穷人之间,也许不像现在这样隔绝与隔膜。

  答:60年代大饥荒的后期,我应该有记忆了。总是在吃饭的时候进来一些乞丐。那时候谁家里也没有余粮,但祖母总是会将碗里的饭菜拨一些给他们,或者到锅里盛一些。这时候,父亲就会离开饭桌,上前问这个要饭的,“你从什么地方来?”“家里人都出来要饭了吗?”“一个村子里出来要饭的人,有多少,占村里多少比例?”

  这些乞丐大多是从兴化县来的,属于扬州地区,不是我们盐城地区。但是父亲还是那么不厌其烦地问,体现了他对于这些流浪逃荒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和体恤,也有工作上“调查研究”的意味。

  社会的组织者和道德的承担者

  问:对于这个家庭,你还知道什么?

  答:后来读了一点书,才将一些“感性认识”串了起来。父亲的家庭应该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不属于皇帝的官府体系,我翻看后来制作的家谱,往上追溯十几代,没有什么人做官。然而他们应该全部不去田地里劳动,不会做任何农活。他们虽然住在乡下 (那时候全国人民主要都住在乡下),但是处在官府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那个位置。他们的利益既不在官府一方,也不在劳动人民一方。住在乡间,使得他们更多地看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为之痛心疾首。

  问:能否概括一下这个阶层一些特点?

  答: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阶层实际上是当时社会“自组织”或者说“自治”的力量。“天高皇帝远”,在一个县就一个县官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乡村治理应该就是靠这个阶层。说成是“自理”、“自治”,只指他们都是不拿俸禄的,不拿皇帝的工资,这不就是公共精神了嘛。

  问:哦。怎么个治理?

  答:讲个故事。我的哥哥长我一岁,我们老在一起玩。他胆子比较大。有一次兄妹俩翻到了抽屉里父亲写的个人检查,开头写从前家中有多少亩土地,吓得我们不敢喘气。我最害怕的是,其中提到“还有一个岗楼,有一些枪支”。当然也不敢去问父亲,纳闷了许多年。

  重修家谱应该是90年代了,家谱里记载了这件事。当时闹土匪,闹得非常厉害,而官家(应该是民国)根本坐视不管,报了案子也不处理,听由老百姓受损失。家中有一位年长的亲戚就遭遇过绑架,花(卖)了多亩土地才赎回来。父亲小时候还去南京躲过一阵,怕被绑票。于是必须组织“民团”,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卫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问:官方倒不担心这些枪口会掉过来对准他们?

  答:那时候的社会不流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父亲后来说过,当时他还很小,庄上的人们经常来我们家开会,大人们济济一堂,共同商量怎么“退土匪”,每一个人都承担其中属于自己的一份。应该说,所有前来商量的人们,都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都是在危险没有实际发生时,通过一个远见和理性,来阻止它的发生。

  问:这么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公共事务。

  答:在一个家庭内部,也有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公共”的部分和属于“私人”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是经常面临选择。比如我的祖父,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南京读完高中之后,放弃了接着上大学。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是老大,需要回来当家。这就是他的“公共精神”。

  问:那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答:没有那么绝对。祖父回乡之后,起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长兄如父,他把自己的全部弟弟(三个弟弟)都送到北京念大学,两个学法律,一个学数学。第二,他接管了曾祖父创办的现代学堂。曾祖父的年代,赶上结束废除科举,他在乡间办起了第一所学校,开设国文、算术、英语、地理、历史、物理等科目,在当地开风气之先。

  问:开学堂办教育,这个在乡绅阶层是不是也很时尚?

  答:这些爷爷们寒暑假往乡间带回来新知识、新潮流。后来我女儿学法律,父亲讲起他小时候看见他的叔叔们从北京大学里带回许多小册子,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各种法律文本。他们同时带回来了鲁迅、朱自清等现代文学。

  问:这些人代表着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

  答:说先进生产力真还有“出处”。除了“退土匪”、“办学校”,我们家还在乡里引进了德国造的“机米机”。这个机器的用途应该是将稻谷的皮糠去掉。大致说来,这个家庭中的这些人是乡村生活的组织者,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当然他们不是死板的,而是处于与外界的密切交流当中,乡村秩序是在新知识、新潮流的背景之下,处于活跃的整合状态。

  问:他们的权威从哪里来的呢?

  答:我的理解是,不应该是拥有田地越多,便越有说服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道德上能够令人信服。我前面说自己永远赶不上父亲,首先是指在道德上永远赶不上他的意思。父亲整个就是焦裕禄。我们姊妹们总说,那是因为河南兰考已经出了一个焦裕禄,要不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其实那个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那是中国传统社会养育了他们。他们的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克制忍让,与穷苦人感同身受,就像杜甫、范仲淹那样,这才表明自己是一个“绅士”,是个“体面”之人。

  问:看来你喜欢用“故事”这个词。

  答:我倒真的是在听故事中长大的。现在回家,父亲十分愿意讲故事了,一有机会,就对我讲,还对我女儿讲。你看,讲故事的,与听故事的,不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吗?而讲故事,需要一点闲暇、一点优裕和从容。这不也是绅士精神的体现吗?

  闲暇

  问:说说闲暇吧。

  答:“闲暇”指人的宽裕、优裕、充裕的精神状态,能够摆脱生存的某种直接性,摆脱那种让人转不过身来的逼迫。它与现代人所谓的“休闲”不一样。现代人“休闲”的时候,没有什么精神活动,而人在“闲暇”中,可能从事丰富的精神活动。

  问:说个故事。

  答:1958年大跃进刮浮夸风,猜猜我父亲在做什么?他在从事一种“巫术”。他借来一只小船,运用两只煤油箱,一只大漏斗,放到水里。小船一边行走,一边就将河底的沼气搜集起来。回来之后用两根管子插在煤油箱的口子上,一根管子朝箱子里灌水,沼气就从另一根管子里冒了出来,火柴一擦就着火了,领导们看了也很惊奇。有一阵子,领导允许他每天乘着小船,到处“贩卖”这种蓝色的火焰。

  问:这个比大炼钢铁科学多了。

  答:“文革”之后,作为下放干部他回城工作,第一站不是回到地委办公室原来的位置,而是创立了地区 “科技组”。他创办了一些试点,通过科技人员指导农民们搜集自家沼气,能做饭能点灯,普及率达到了百分之多少,好像是一个不低的数字。他这个公私极其分明的人,竟然有一次让我坐他的吉普车,带我到郊区农民家里,看他的杰作。

  问:他的科学兴趣,是与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

  答:他最终要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他当下放干部在农村时,继续从事科学“迷狂活动”。他从我的数学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设计出太阳灶的草图,然后拿到公社农具厂,请人打造出一只大锅倒扣在地上。其实像一把伞,中间还有一只柄,用来挂水壶的。这个伞上布满着长方形的玻璃镜,有好几十块,将近一百块吧,用来反射阳光,收集能量。这一共花了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问:除了花钱,这个爱好听上去不错。

  答:当时我与哥哥随他下放在公社中学上学,我们午饭后就帮助他调整这些玻璃镜,以便更好地吸收阳光。在能够将一壶水烧开的那一天,他接到通知,让他回城了。这样没有回报的工作,既是科学精神,也是公共精神。

  问:他怎么获得这方面的资料?

  答:他自己找书,自己研究。你知道共产党的干部,没有什么个人读物。“文革”前父亲的书橱有许多土壤学的书。到现在——他1922年生人,已经88周岁,他几十年始终在订《自然杂志》,那上面都是最新的科技成果,我们都看不懂,这就是他的闲暇方式——对世界拥有永不疲倦的兴趣。

  闲暇与紧迫

  问:父亲还教过你哲学?

  答:我的哲学基础是在家庭里打下的。这是一种对待理念(idea)的兴趣,或者说,从理念的角度,去接近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所谓理念,也是一个理想的角度,其中包含了对于世界的祝福。这也是某种精神充裕的体现。

  问:在家都学习什么了?

  答:比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比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比如“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些都是他逐字逐句讲给我们听的。父亲这个人责任感强,同时心智活泼,他更愿意看到事情变化的一面,而不是静止的一面;更愿意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或者说向积极的方向转化的一面,而不是停留于现状,唉声叹气。《矛盾论》、《实践论》中,这是当时能够公开推荐的“哲学”,其中也有许多好东西。

  问:就这些?

  答:那种无处不在的气氛才是最重要的。全家下放的那会儿,70年代初吧,那时候中央提倡读六本书,马列的书。我们家晚饭之后,饭桌就变成了书桌,大家围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什么的。长我一岁的哥哥最富有钻研精神。他后来买来了马列全集,自己从头开始看。

  问:父亲指导吗?

  答:哥哥很快超越了父亲的思想框架。他开始独立思考,有些反叛也有些“反动”。我是哥哥忠实的听众。从马克思、黑格尔到休谟、马赫,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听哥哥讲了许多年哲学。很多年内,我以为每个女孩都像我这样,始终在听父亲与哥哥讲哲学,后来发现只有我是这样。

  问:以一种理念和理想的方式对待世界,这种闲暇,怎么与“责任感”结合起来呢?

  答:问得好!idea这种东西,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所以,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具有一种紧张关系。如何平衡这两者,是一门艺术。他拥有闲暇优裕的精神,并不意味着该起身的时候不起身。在面对现实时,他又显得如此紧迫。用过去的话讲,他是一个真正“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的人。

  问:好久没有听到这句话了,尤其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答:小时候有一次我们那里刮龙卷风,半夜里呼呼大风在屋顶像是怪物要吃掉所有的人,我们吓得醒来围住祖母不敢睡觉。家中电话铃响个不停,找父亲的。那夜父亲在一地疯狗似的风中走向办公室,应该是几天之后才回来。我现在记得他回来那种憔悴和疲惫。大风造成了上百人死亡,许多房屋倒塌,这是父亲最难受的时刻。

  问:这种情感更多地来自传统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借腹生子”的关系。许许多多与父亲这样的人,将他们从传统社会中习得的美德和良好习惯,带进了共产党内。

  问:不管来自何方,这个传统如今丢得差不多了。

  答:我插队的时候,每个月回家一次。要回家之前最后一个星期,我会留心周围的人们在谈生产,谈田里的作物,谈“种子、农药、化肥”。这是回家之后,父亲必定要向我问起的。我不能一点准备没有。

  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告诉父亲我在农村的“干妈”,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有几天白天不能起床,因为她没有东西吃,没有力气。她要将食粮留给下田的丈夫和儿子吃。父亲听了马上脸色沉了下来,盘问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他,“贫下中农”说,我们那里不应该种水稻,因为没有人会种水稻。种水稻没有什么收成,人就吃不饱了。父亲当时有一点权,第二年我们那里就不种水稻了,至少我的干妈不饿肚子了。

  父亲在这个制度所处的 “中层干部”的位置,与他的家族所处的介于官民之间的“乡绅”差不多。他最看不得老百姓受苦,他在这一点上无法克制自己的焦急、焦虑。他如果跺脚,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痛苦。

  局限性及新起点

  问:是否考虑过这种“绅士”传统的局限性?

  答:也许这个传统中——如果在“官府”与“老百姓”的矛盾中,这些人们会站在老百姓一边,替老百姓着想;但是,如果矛盾发生在“秩序”与“民间”,那么他们更习惯站在秩序之内,站在秩序一边,而不是站在看起来乱糟糟的民间。

  问:此话怎讲?

  答:他们归根到底不是来自那种没有庇护的民间。他们没有在底层生活过的经验。底层生活的五光十色,来自底层的智慧和生气勃勃,那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他们需要守候在秩序之内,停留在秩序之内,这样他们才有安全感。简单地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同情民间,但是没有真正信任过民间。这是问题所在。

  问:你是在用一种现代观点看待民间,不是吗?

  答:对于这些“绅士”来说,他们在社会之中,社会在他们之中,但那是一个小型的、相对比较狭窄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陌生的、交流和交通的社会,你去任何地方,都可能是新的和陌生的,它们并不在你的把握之内,因而人们要有准备迎接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东西。

  问:还是举例子吧。

  答:这个传统中的弱项,我们自己也会无意识地继承下来。有一年我与女儿打背包去甘南旅游,没有人接应我们,我们的自己下车之后找住处。找旅馆时,我的眼光习惯性的投向某个国家单位的招待所之类,潜意识中认为这种地方会比较安全一些。女儿不这样想。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执。她有一次“攻击”我:“还公民社会呢,老百姓开的旅馆都不敢住。”我如同醍醐灌顶。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在“官家”体制之内的东西,会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不信任。这是从那个家庭带出来的、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个令人有点难为情,与自己的表述不相符合。

  问:你有一批文章都是关于“重建社会”的,其中谈了许多人们习惯中对于“社会”的负面看法,比如这样一些提法“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盲流”、“社会渣滓”、“社会闲杂人员”,都包含了一种不信任。

  答:这批文章既想找回某个传统,也想对这个传统作一点反省。这种反省根植于自己的某些经验,也是对于自己的反省。我小时候是在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对于院子外面的世界,一直是有很大疑惧的,也不了解。后来渐渐地,我也“跌落”到“院子”外面来了,越到现在,离“院子”越远。这当然应该归结为自己的选择。

  问:有新东西在其中出现吗?

  答:既是传统的,又是新的。我希望自己不要被某个现成僵化的秩序束缚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脱离社会,尤其是当这个秩序本身有脱离社会的倾向时,我们则需要重建社会的共同地带,能够命名当下的社会冲突,寻找共同的语言,表述共同的社会价值乃至共同的社会前景。

  需要信任民间,个人信任自己,信任来自体制之外的活力、起点、创造性,这是今天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不可忽缺的。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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