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亚洲周刊2009年第35期）

·以史为鉴，当下的国进民退如果是为了挤走民企的话，结果势必是失败、走回头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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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浙江上虞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作品《 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 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历史文化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底稿》等。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 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 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 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 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 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 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 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 ，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 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 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 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 但在由各接收区 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 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 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 。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 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 ，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 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 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 ，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 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道，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 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 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 ，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 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 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 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 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 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 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 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 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 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 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 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 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 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 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 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 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 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 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 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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