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19 02:08:01 　　来自: 思郁
启蒙哲学的评论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国内为人所熟知最主要还是因为那本《人论》，由大名鼎鼎的甘阳翻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后曾经一度畅销。但是仔细追究其畅销的原因来又有些尴尬：不是因为人们对卡西尔的哲学思想感兴趣，而仅仅是因为书名《人论》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对人道主义的莫名向往而已。但在我看来，国人对《人论》的误读还仅仅是阴差阳错的偶然因素，而对卡西尔的《启蒙哲学》的误读则裹挟着汉语学界对“启蒙”二字根深蒂固的偏见。
　　中国最早的启蒙运动当然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但那时的启蒙还失之偏狭，停留在单纯的全盘西化的阶段，国人们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狂热心态让这次的启蒙运动陷入了党同伐异的政治声讨中不可自拔，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最终还是“救亡”压到了“启蒙”，启蒙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延续，但是重心较前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主要诉诸的政治变革；而新启蒙运动则着重在文化的现代化上。这次的启蒙运动一方面和五四时期一样，有些像林毓生先生所言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倾向；另一方面，对启蒙自身又颇多警惕和反省，对理性自身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其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和反思的潜在性格”，原本是一次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但是中国的思想界还是太浮躁了点，时间过度到了九十年代后，一度对启蒙反思反思再反思，在反思启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加上欧美思想界的“后现代理论”东渡来华，终于在反思启蒙道路上走向了一条不归路：从反思启蒙走到了启蒙的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汉语学界开始走俏，成为了人们言必称希腊的经典文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实我不是说《启蒙辩证法》所提倡的“启蒙是一种神话”这种观点不正确，如果单纯对启蒙理论进行反思，我得承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还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但问题是在当前国内的语境内反思启蒙是不是有必要走这么远？如果汉语学界单纯的跟风欧美的时髦理论，脱离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那么引进这种理论对汉语学界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的启蒙运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是不是可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内舍弃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诉求转向后现代性的提倡？这一切都是需要具体解答的疑问，如果对这些疑问视而不见，仅仅关注于时髦理论本身的话，我们是不是过于失之草率了呢？众所周知，早在19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就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中对欧美的后现代理论开始进行批判和反思，他认为，启蒙运动在欧美并未完成，启蒙精神仍需继续。如今，我们对此倒是装作视而不见，大肆宣扬真理已经终结，启蒙已死，后现代社会马上就要来临。这玩弄理论的纸上谈兵的态度对中国未完成的启蒙运动才是一种最大的戕害。
　　由此，才彰显出卡西尔《启蒙哲学》重新出版的重大意义。1988年1月，时值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刻，此书的出版给当时的汉语学界提供了清晰而明了的理论见证。将近二十年后，2007年4月，《启蒙哲学》重新修订出版，这本在尘封的历史中目睹了中国思想界重大变化的“启蒙之书”又将重新引领并见证中国未完成的启蒙之路。
　　根据卡西尔的说法，在启蒙思想千差万别的活动中，有一个作为所有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清晰可辨的中心：启蒙思想抛弃17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启蒙思想家不仅把这一方法论工具运用于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还把它运用于历史、宗教批判、法和国家以及美学领域，这也是《启蒙哲学》一书的特色所在。我们在平常阅读类似图书时，总发现书中有大量对前辈思想家看似面面俱到的述评，然后在最后所剩无几的页数时才以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气势提出自己的认为是如此深刻的观点。而卡西尔在进行《启蒙哲学》一书的写作时则撇开了这种书写陋习，为自己确定的任务乃是理清那些导致启蒙哲学兴起和规定了它的演变道路和方向的思想线索，阐明传统哲学兴起和方法在启蒙哲学中经历了什么样的意义变化和改造。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启蒙哲学》用一种理论的高度、历史眼光看问题的，再加上卡西尔一贯的清晰、晓畅的书写风格，把其余的“述评”之作远远的撇在了后面，这也是此书的另一大亮点。
　　莱辛有言，不应在真理的占有，而应在真理的获得中发现理性的真正力量。用理性的态度或方式追求真理，这是启蒙精神的核心，我们对启蒙的误读也往往表现在对此的不同态度上。而卡西尔认为，理性“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库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启蒙思想……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这才是启蒙精神的真正态度。卡西尔以下的话更值得我们警醒：“‘敢于认识’这一口号——康德将其称为‘启蒙运动的座右铭’——也适用我们自己与启蒙时代的历史关系。我们不应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而应拿出勇气，把我们的力量与启蒙时代的力量做出一番比较，从而做出适当的调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便不仅能按那一时代的本来形象来观察它，而且能重新释放出那些产生并铸成了这种形象的独创力量。”这才是我们重申启蒙精神的意义所在！
　　思郁
　　2007-9-2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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