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重读《过秦论》

傅善增

转自学术中国

  在中国,凡是上了中学的人,没有不知道《过秦论》的,甚至都背诵过它。历来对贾谊《过秦论》的评说,从汉朝起就有了记载,而且可以用“好评如潮”来一言蔽之。不然的话,萧统不会将其收入《文选》。而清初出版的《古文观止》,其编者对该文末句的评价是“结出一篇主意,笔力千钧”。现在各种新编的古文选本中,凡有《过秦论》,必誉美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古文鉴赏辞典》认为,《过秦论》到了文章的“末尾才作出了简短有力的结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把问题一下炸开,使人真相大白。这种起伏呼应的方法,真是巧夺天工”。然而,该书编者在作了如此高的评价之后,接下去也不得不承认《过秦论》的问题:“根据近代的写作理论,一般都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要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的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它应该由‘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组成’等等。如果按这些要求去衡量《过秦论》,那么它是不完全符合标准的。”

  我读到的历史上第一个对贾谊文章明确提出批评的,是宋代的朱熹。他认为贾谊有时“乘才乱写”。《朱子语类》卷一一六里,载有朱熹批评贾谊《上疏陈政事》一文中的语无伦次,说贾谊该文“不成文义,更无段落。他只是乘才快,故乱写去。这般文字也不可学。”该书的卷百三五又云:“不知怎地,贾谊文章大抵恁地无头脑。”

  但朱熹没有直接评论《过秦论》。据钱钟书搜集到《管锥编》里的材料看,首先注意到《过秦论》文章的特殊脉路的,是宋朝人李耆卿(李涂)。他在《文章精义》中提到:“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贾生《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但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李耆卿没有说。

  晚清学者汪士铎在《乙丙日记》卷二里,发出了既往学者对《过秦论》的最无情面的批评:“《过秦论》归于‘仁义不施’,此官话不着痛痒也。”

  《过秦论》的论证逻辑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结果出现了什么怪现象呢?为了替《过秦论》正名,中国文人不惜对文学理论的框架作出变动,以便给《过秦论》留出一席之地。

  例如,宋朝人项安世在《项氏家说》卷八中,提出了《过秦论》属于赋体的主张:“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如果算做是赋,当然也就不能用论说文的标准要求之。钱钟书倾向于项氏之说。他在《管锥编》中进而认为《文心雕龙》中对论说文的界定应该增大范围以容纳《过秦论》这样的写作方法。《文心雕龙》所划定的论说文的范围是:“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註参体,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这样,依据不同的论说文的写作目的,《文心雕龙》给出了论说文的八种样式:议、说、传、註、赞、评、叙、引,号为“八名”,即所谓“八名区分,一揆宗论”。钱钟书认为,为了《过秦论》的正名,《文心雕龙》有关论说文的上述概括就不全面了,还需加上一句“敷陈则与词赋通家”,古代论说文的“八名”里还需加上“词”和“赋”二名,即为“十名”。

  这就好比一个大人物做算术题时错误地操作出二加二等于五,于是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大人物,就要承认2+2=5的正确性而去改变算术法则一样。《过秦论》当然不能算是赋体。赋体是韵文。

  今天,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中国人,对秦的盛衰,看法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但都大大不同于贾谊,谁也不会用所谓“仁义”来分析秦的兴亡。然而这里我们是讨论文章的写作,我们要探一探贾谊的思路。如前人已经看出的那样,《过秦论》的毛病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最后结论,同整个论述脱节。结论既然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那么整个论述本应对准这个结论。文章必须表明秦的强盛是仁义的结果,而秦灭亡是统治者不仁义的结果。显然贾谊没能这样写。他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最后只是“咣当”一声从天上凭空掉下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结论。把《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范文来影响今天的学生,这做法本身大有商量的余地。

  钱钟书还总结说:“先秦两汉之文每筍卯懈而脉络乱,不能紧接逼近;以之说理论事,便欠严密明快;墨翟、荀卿、韩非、王充庶免乎此。”虽然这其中也包括儒家(荀卿),但中国人还是把孔、孟摆在了中华思想文化的最前列,而在钱钟书看来,孔、孟的文论,也要归入“筍卯懈而脉络乱”之列。轴心时代以降,中国人并非写文章都不顾逻辑;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不顾逻辑的孔孟尊之。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西方科学的基础和古代中国的情况。他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了,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我们今天有着和爱因斯坦同样的惊奇:逻辑严密的思维,中国人在古代也都做出来了,但我们的祖宗没有走上逻辑之路,却选择走上了不要逻辑之路。

  我们看到,这种论据论证同论点不搭界的论说文样式,并不只是《过秦论》这第一个“点”,不只是韩愈《守戒》这第二个“点”,而是一个“流”。这个“流”或可称之为过秦体。在中国,有一个带病的文学样式,叫做杂文。那里便是过秦体的天堂。只不过那凭空掉下的结论不一定是在结尾处而已。近言之,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结论是在题目上,但通篇也没有涉及“资本家的”这一要害。1957年人民日报的那篇著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结论也在标题上,但通篇社论你找不到究竟文汇报怎么就资产阶级方向了。远言之,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岳飞判决书,大约通篇你也读不出岳飞如何就“叛逆”了。至于过秦体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有多大,恐怕你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凡是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你没有写过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或发言稿吗,当你给他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的时候,你写的就是一篇过秦体的文章。那是个过秦体横扫文坛的时代,是中国人的思维受到强烈毒害的时代。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常常在报刊杂志或网上读到过秦体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