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法 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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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刘海波
20世纪90年代学术转型回眸
仿佛无形的时间真有切割历史的魔力，热烈喧嚣的八十年代文化进程恰在这个十年的最后一个夏天，由于一场"必然到来的突发事件"戛然而止，自比为第二个"五四"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就在"五四"70周年庆典的余韵里，在经历了一场雾月十八式的悲喜剧后，不得不与"五四"匆匆告别。由此，中国当代学术品格也悚然一变：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了。
九十年代初的这场学术转型是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表现形态上也可以做多层面多流向的区分，但是充满内部歧异的细流由于共同表现出了对八十年�"现代--西方--激进"理路的疏离，从而具备了被整合进同一个学术集合体的可能。这个集合体，人们笼统地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
1、作为背景的思想界及政治保守主义思潮
提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思潮，人们最先想到的怕是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文章，这篇余英时先生1988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系列讲座中的一讲，迟至1990年前后在大陆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引发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激烈争鸣。这场争鸣尽管激烈，论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却明显悬殊，认�"中国近百年来'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1 的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可谓孤军奋战，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余英时所谓 "中国百余年来走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历程，中国为这一历程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2 的说法。尤其是两位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新启蒙运动的旗帜型人物李泽厚和王元化的加盟，更使反思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1992年李泽厚在北美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对辛亥革命和八十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3 [这一观点通过1994年与王德胜的对话传达到了国内（《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发表于国内的《东方》、《学术月刊》等），同样引起了激烈争鸣。王元化也在1994年的一次记者答问中表示"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而"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思潮作了新的评估"。4 鉴于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和王元化的"走出五四"说一度成为学界的流行语汇，保守主义思潮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看作90年代思想界的主潮。
与思想文化界以"反激进"为主题的保守主义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是以强调"秩序"为主题的政治保守主义在89后的倡导与实践。90年代初的政治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延续了80年代末出现的"新权威主义"，它呼应于亨廷顿《变化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倡导"强人政治"、"强力政府"以保障社会改革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进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对学术方向的选择并无直接关系，只是在反激进的理路上与90年代的学术转向形成了同构。真正对文化学术方向产生影响的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取向的保守主义政治实践--为了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倡导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对抗西方，从而事实上促成了"国学热"的出炉，而这正是90年代学术转型的标志之一。
虽然学术意义上的"保守"选择并非单纯受思想界、政界保守主义思潮影响的直接结果，也不单单是海外保守主义的国内产儿，但是作为整个90年代初大陆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把学术界的反思活动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保守思潮中剥离出来时既非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本文只能把叙事范围稍加限定而无法完全割舍。
2、90年代初学术转向的提出与基本诉求
既呼应于政治、思想界的保守思潮，又与之相区别，学术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体现为对"五四"学术范式的反省与超越，所谓"五四学术范式"，陈平原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5 因此，与之针锋相对，新的学术追求就表现为：非政治的学术独立、学在民间，重视传统的国学取向，以及强调实证研究和学术规范的"实学"学风。
海外新儒家及其国内响应者、一直致力于国学研究的所谓"国学大师"及其弟子、以及曾经活跃于80年代新启蒙阵营里的一批青年学人共同构成了90年代学术转向的大军，其中起关键作用也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支队伍，即集中在北京的一批青年学人，代表人物是陈平原和汪晖。陈平原，1954年出生于广东潮州，1984年获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后入读北大，师从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攻读博士，1987年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早在1985年，陈平原就因与钱理群、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而引人瞩目。1987-1993年间，他又连续出版了五部学术著作，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有影响的青年学者之一。自1992年5月到1993年5月间，陈平原在《读书》上连续发文六篇，其中有五篇对八十年代空疏汗漫，寄心时政的学风提出批评，提倡一种"学院式"、"学者化"的，即"重实证"、"持重厚实"的学术研究。
其实，早在1992年《读书》第1期，就有一篇题为《空疏之学与笃实之功》（王子今）的文章刊出，文章引李学勤先生话云�"学风问题又当与学者的历史责任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希望新一代学者真正抵制空疏学风，以'沉潜''考索之功'为将来的之学术界造福"。《读书》上的文章与前此数月《学人》上的一组学术史笔谈，预示着知识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休克后，试图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五个月后，陈平原在《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1992年《读书》第5期）一文中，借着对章太炎学术风格的介绍，喊出了当时知识界普遍的转向要求。他引章氏语云："中国之学，其实不在支离，而在汗漫"。介绍章氏的治学主张是：首先，学求专精，切忌驳杂无所依；其次，学主独立，并非鼓励"放恣之论"，而是应"兼求训诂与议理"，"但顾求真，不怕支离"，应"力破'汗漫'与'调和'"。
《史家的位置》（1992年《读书》第7期）是陈平原的一篇学术自述，文章强调相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史研究作为"职业的批评"，是最"学院派"的，而"真正的学院派不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和文学运动，相对超脱的地位使得其比较容易保持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文章认为，"在文学研究的总体布局中，文学史家往往偏于保守，'持重厚实'是其基本学术品格"。陈平原在该文中把理论家和批评家比作"学术先锋派"，而好的文学史家则是"先锋派的后卫"，"前者倾向与突破现有传统，后者更愿意维护传统"。然而--陈平原感慨道--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学术领域的激进主义思潮如急风骤雨势不可挡，'旧与新'、'古与今'、'常与变'之争，总以前者的惨败告终。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立声音，基本被各种反传统的呐喊所淹没……'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这一价值取向对文学史的研究极为不利。"陈平原的这段话，其实已经不单单停留在文学史研究层面 ，而是明确对整个20世纪的所谓"激进主义"学术思潮持保留态度，对"文化保守主义"表示了认同。
在随后的《理论整合》（《读书》）1992年第9期）和《超越规则》（《读书》1992年第12期）中，陈在批评贩卖西方文论的"学术游击队"，提倡理论家进行理论整合的同时，指出，由于学界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学界时兴走偏锋立异说，故意颠倒时论惊世骇俗"，以至"不能不令人反而怀念学界那些讲节操且不识时务的'保守'之士"。这篇名为"超越规则"的文章通篇都在呼唤规则，因为"激进且浮躁的20世纪中国学人""太不把古人放在眼里，太依赖于理论引进，（又）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在陈平原看来"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可能出现复古倾向，而在于学术上'无根'造成的漂泊感"，因此，他才会"值此西学蒸蒸日上之际，提醒世人读中国古书时多点理解与同情，谈论中国文化时多注意一下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后来陈平原把自己这一阶段的学术思路总结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6 这大抵也可看作当时学界的共同追求。
然而仅仅把转向的要求表达出来是不够的，关键是要通过某种行动实现这一要求，于是呼应于他们的"学在民间"、"张扬私学"的主张，一些民间、半民间的学术刊物在90年代初也纷纷登场，较为著名的有：1991年首刊的《学人》，陈平原、汪晖、王守常主编；1991年首刊的《学术集林》，王元化主编；1992年首刊的《文学史》，陈平原、陈国球主编；1994年首刊的《原学》，陈少峰等主编；此外，还有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陈明等主编的《原道》以及《中国文化》、《东方》、《战略与管理》、《现代与传统》、以及后来的《公共论丛》等。这些民间色彩极重的刊物，一般都有较明确的学术导向。例如《原学》首辑的编后记云："大家读书作文之余，每每深痛时下学风的疲靡，同时也对青年学子间交流不足而感慨不已"。又在稿约中云："本刊主要发表与主题相关的纯学术论文及综述、书评等，尤其欢迎功底扎实，立论精审、富于新见的实证性研究论文。"而《学人》首辑则刊发了一组学术史笔谈，意在正本清源，"先清理百年学术足迹，借触摸历史、评判过去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立场和方法"7 --未曾想，学术史研究不仅因此而成为90年代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由此还推出了钱钟书、陈寅恪等数位"学术大师"，让某些本来寂寞的旧人又着实热闹了一把，这自然是后话。
3、学术转向原因辩正
早在1995年，朱学勤就撰文《"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修改为《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8 对保守主义者们在90年代初的反省进行了反省。朱文在批评余英时"夸大了思潮观念的作�"并有"历史本质主义偏向"外，明确指出，保守主义思潮在90年代中国的风行，"确有另一层非学术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动之外力拉动"，而"这后一层因素尽管与学术无关，却又实在重要。它是全面理解九十年代国内学界何以时风变幻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节"。而"对历史事件如'五四'评价的改变，当然有学术史本身推陈出新的正常发展因素，但是不必讳言，也不是没有另一层因素在起作用--改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态度，是为了改变对现实状态的评价态度。"限于历史原因，朱文当时说的较为含蓄，但后来有人给他挑明了，"在他看来，九十年代大陆的保守主义复兴，与其说是学理的成熟，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角色迷失的征兆，这是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政治幻灭以及商业大潮冲击下学人的尴尬心态所致。这种畸形的保守主义并不能在更高层面上总结五四精神的丰富性，也不能真正超越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相反，它可能圆说某种学术与社会责任的虚假对立，导致普遍的政治人格萎缩，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他们面对社会转型时代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刘掣1997年6月，见《人民网》"人民书城"）
朱文把90年代初的学术转向归因于89年的政治刺激，当然说出了部分真相。例如陈平原发表于1993年《读书》第5期而实写于的1991年4月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就主要表达了自己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认�"政与学，合则两伤，分则两利"，"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证。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而若干年以后，他更明确承认，"九十年代之所以专治学术史，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一九八八年起即跟随先师王瑶先生承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但突然的政治变故，更是重要的触媒与动力……没有现实的刺激，不会如此果断地搁下正在兴头上的小说史研究，也不会又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派生的'体贴入微'"。9
无疑，89事件对中国学人的冲击是巨大的，它可能成为某个学人某项具体学术选择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把整个学术界产生于90年代初的学术反思热潮、保守主义选择都并仅看成89事件的结果，无疑仍是一种皮相之论。89事件只是提供了一次集体反思的契机，并让这次集体反思凸显出来影响更大、更具合法性而已。其实保守学风之在90年代出现，不仅有其逻辑必然，也早有了事实先兆。
本文开篇曾提到时间的魔力，时间的确是有魔力的，这魔力体现最明显处在一种世纪情结，即生活在一个世纪不同阶段的人都有依照时间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的嗜好，例如世纪初喜欢�"青春"、"开拓"、"创造"、"未来"等号召自己，世纪末的关键词则变成了"回眸"、"盘点"、"反思"、"总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就迫不及待地要"跨世纪"、"逼近世纪末"、"二十世纪"了，因此90年代的反思风潮首先是这一代学人角色定位使然。
所谓90年代初的保守思潮集中表现在对"五四"理路的疏离，而"五四"范式作为世纪初的产物，经过成熟、发展、取得统治地位等过程，经百年后进入反思、批判阶段实属正常。此外文革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反思"--八十年代反思文革、反思反右、反思十七年、反思延安整风、反思左联、反思太平天国、反思义和团、反思洋务运动、反思戊戌变法--独独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有所顾忌，那么90年代进一步突破，前后夹击把"辛亥革命"和"五四"作为"集中反思"--同时意味着"批判"的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而八十年代习惯上被当时的人们比作"第二个五四"，自然也难逃被反思批判的命运了。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范式"并非单纯的文化学术概念，而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构思，反思"五四"其实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当代学人依然继承着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焦虑。但是反思派对"五四"的理解是有分歧的，新儒家如余英时等认为百年中国历史包括革命、文革都�"五四"理路下的产物，而80年代新启蒙派则认为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的背离，所以文革后要拨乱反正--反的就是"五四"的正，所以才有"第二个五四"之说。但80年代改革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包括89事件的爆发，以及东亚几个国家地区现代化道路的成功，都使他们对80年代--"五四"道路产生了怀疑。正因为"五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对它的批判也引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保卫战"，当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
把90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及学风仅仅或主要归因于89事件不仅无法解释出现于89事件前的海外保守主义思潮，即便用之国内学界也忽视了一些重要事实：一方面，作为保守学术阵营重要一翼的海外新儒家早在1985年，伴随杜维明先生在北大开设"儒家哲学"课就进军大陆，并通过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杜维明、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均与会发言）而形成了第一次冲击波。即便是新启蒙阵营，早在89事件前，也已开始了对百年学术传统的反思。拿陈平原本人来说，他在1988年的一组文章就批评了学风上的"文摘综合症"，提出学术研究要"告别'诗歌'走向'散文'"，要讲究"学术语法"，10 [所以他在1993年明确指出："正式提倡学术史研究虽在九一年初，可认真反省人文学者的'姿态'，早在此前就已开始。八九年底（其时戒严尚未解除），一批年轻学人在《读书》编辑部聚会，反思80年代学术思潮，话题直承八八年底'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所做的学术思考。倘若不是八九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中国学界也会认真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传统。"11 [而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末更是对包括"革命"、"五四"、"八十年代学风"等90年代"保守主义"涉及到的各种命题进行了反省和批评。例如1988年，他就说："我看，不能盲目崇拜革命，因为不是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好的，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我说：康梁的改良或改革，有可能成功；而辛亥革命则注定是要失败的。" 1989年则说："从今天来看，五四对传统和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看法，即全盘否定传统，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冲突的关系，是过于简单了。"关于学风，他多次表示："最近几年我一直倡导多做具体的、实证性的研究。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些研究，一讲就是古今中外一大套"。12 而对那种认为"经过一九八九年那场风波以后，有些人变得胆小了，害怕了，所以才对八十年代的启蒙甚至更早的五四时代的启蒙进行反思"的观点，王元化则斥之为"并不是根据坚实的论据进行充分说理作出论断，甚至也没有对这些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观点作不带成见的研究，仅仅凭借自己的推测或感觉就作结论了"。 13
历史从来不是单线发展，某种历史趋势不仅在产生时原因复杂，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受到新因素的穿插。1993年开始的市场化狂潮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就加固了90年代初的学术转型。而且这后一种冲击的威力似乎比政治冲击更猛烈，所以，回应就不限于北京学界，1993年，上海学者陈思和就撰文，提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告别精英心态、"广场意识"，而树立一种"岗位意识"。14 而"回到岗位"的要求无疑与"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异曲同工。
4、保守主义思潮的终结与结果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开始的市场化狂潮对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扭转了国内政治的保守态势，市场化则改变了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这种改变经由上海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浮现出来，并由《读书》杂志推动席卷了全国。北京学者和上海学者对89事件和92讲话的不同反应似乎再一次验证了当年鲁迅对京派海派的定位，"京派近官"自然对政治敏感，"海派近商"则对市场反应激烈。
"人文精神讨论"不仅改变了知识界的主题，而且当有些论者把人文精神丧失的原因归结为"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时15 ，它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保守主义"学术路向的否定。至此，也即1994年前后，学术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基本终结，只等李泽厚在1995年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为之命名了。
尘埃落定，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整个90年代思想学术界，我们很难对90年代初这次学术转型的效果予以过高的评价。它除了让某些参与者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具体的学术生长点，除了捧红了几个已逝去和仍在世的学术大师外，90年代的中国思想学术界依然沿着"五四"开创的范式前进--学者依然难以割舍自己的"人间情怀"而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学界依然不断从西方输入学理，新学、后学竞相斗奇；李泽厚的总结未免过早，90年代其实还是一个思想大于学术的年代，甚至可以说，90年代思想界的热闹程度、论争的激烈程度比之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90年代风风雨雨的思想进程中，汪晖的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为《学人》的三个主编之一，他曾经是学术转型的重要参与者，然而90年代后半期，他却不得不背离自己独坐书斋的初衷，卷入中国思想界的新一轮论争。90年代的学术路向之所以没按当初的努力运行，究其因，实乃摆在知识界面前的现实问题太重大太迫切，而深具"天下兴旺匹夫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如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呢？
注释：
1. 姜义化、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知识分子立场》p30，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同上书p29。
3.李泽厚《从辛亥革命谈起》，《世纪新梦》p148，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4. 王元化《关于近几年的反思答问》，1994年12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5.陈平原《走出"五四"》，《学者的人间情怀》P70，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
6.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学者的人间情怀》P123。
7.陈平原《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同上书p129。
8.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p64，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9.陈平原《与《读书》结缘》，《读书》1999年第4期。
10.见《学者的人间情怀》。
11.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同上书p122。
12. 以上均见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之《改良与革命之答记者问》、《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五四"的是是非非》，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
13.王元化《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14.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中价值取向》，《犬耕集》p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
15.王晓明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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